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凭借六代君臣的努力，最终完成了秦国几代王朝的夙愿——征服六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在统一之后，嬴政实施了多项重要的新政策，包括创立皇帝制度和三公九卿制度，推行郡县制，统一货币、文字、度量衡等。他的这些改革奠定了秦朝的基础，使得国家的各个领域更加规范化和统一化。 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秦朝很多制度和事物都以六为单位，也就是数以六为纪。《史记》中的记载指出：（秦始皇时期）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乖六马。这一现象引发了学者们对其背后原因的种种猜测。

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与秦始皇崇尚水德有关。也有学者认为，这与当时流行的天数思想有关系。但这两种说法各有其不足，后来的一些研究又提出了新的观点。 五德终始与秦代的周德 说到水德，就不得不提到五德终始的思想。这一思想起源于战国时期，邹衍是这一学说的创始人。他提倡阴阳五行的学说，因此被称为阴阳家。阴阳家认为，世界的运转离不开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相生相克，这种变化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政治政权的更替。

根据五德终始的观点，历史上每一个政权都对应着五行中的一种德行。这五种德行循环往复，按照相生相克的原则，政权也随着五行的变化不断更替。这一学说为新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解释了王朝的兴衰变迁。 因此，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便借用了这一理论来宣扬秦朝的合法性。他指出：始皇推五德终始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秦始皇认为，周朝代表的是火德，而秦朝代表的是水德。水克火，水德的秦朝取代火德的周朝，是顺应天命的必然结果。基于这一理论，秦朝在许多方面都采取了符合水德的措施。比如，秦朝将一年的开始定为十月，这一时间点正是冬季的开始，而冬季对应水，符合水德的要求。甚至秦朝的衣着、车舆等也都以黑色为主，黑色与水德相契合。 此外，秦朝的施政方针也与水德有关。《史记》记载秦朝的法治特征：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秦朝的严苛法令和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水德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行学说中，水德所对应的数字就是六。《吕氏春秋·孟冬纪》中有记载：孟冬之月……其数六。因此，秦朝的很多制度，包括符、法、舆制等，均以六为单位，也因此可以解释秦始皇推行六为纪的原因。 五德终始说的局限性 然而，这种解释并非没有问题。实际上，五德终始说不仅在秦朝有影响，后来的两汉时期也深受其影响。东汉的刘秀曾将阴阳学推向学术中心，汉武帝自称土德，东汉则自命为火德。然而，无论是汉武帝，还是东汉，都没有改变之前秦朝规定的以六为单位的惯例——例如六尺为步、六等制的天子驾等制度，直到东汉末年仍然在沿用。

另外，在秦朝的一些文献中，并没有完全按照六的规律来设计。例如，在《睡虎地秦简》中，关于钱币的记载大多使用的是十一进制。而在《金布律》中，关于奴隶和佣工购买衣服所缴纳的税款，则多为33、44、55、77、110等数目，都是11的倍数。因此，是否以六为纪与水德直接相关，依然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天数思想的影响 天数思想源于古代人民在农业生产中对天象规律的研究，特别是在日月星等天体运行的规律中，数字三和十二是频繁出现的。例如，《左传》记载中提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后来这一思想演变出天道三、人道三的观念。而一年有十二月，木星的公转周期为十二年，这使得数字十二在天文学中被广泛崇尚，成为天之大数。

尽管十二被认为是天数，但它远大于十，显得有些过于庞大。而三则显得过于简单，所以在三与十二之间，数字六自然而然成为了古代人常用的数字。《左传》中有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的记载。由此来看，六作为天道的表现之一，也可能是秦始皇推行六为纪的原因之一。 六的崇尚并非秦朝独创 有学者认为，崇尚六的观念并非秦朝的创造，秦始皇只是将这一传统以国家律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就有六卿的制度；周朝天子的军队被称为六师；《周礼》中的官制分为六个官职；周朝的教育体系包括六艺，儒家经典则有六经等。

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观点。许多古墓葬中发现了与六相关的陪葬品，例如三门峡上村岭的虢国墓地、洛阳市唐宫路的战国车马坑等地方，都出土了与六马相关的遗物；甚至在史前文化遗址中，也有不少与六有关的遗迹和文物。因此，崇尚六的传统可能远早于秦朝，并非秦始皇独创。 总结 秦始皇的以六为纪不仅符合五德终始的理论，也与天数思想相契合。由于这一观念在先前的历史中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秦朝在实施过程中相对容易推行。因此，这一措施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历史传统来看，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虽然不同学者对秦始皇推行六为纪的动机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政策对于秦朝的统一及其后续的治理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