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一说法，起源于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制定的基本国策，主要目的是应对当时国内外的复杂局势，即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困境。那么，不同时间节点下，攘外与安内具体包含哪些内容？面对日益嚣张的日本，蒋介石为何依旧不断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我查阅了一些资料，下面就来给大家详细讲解。

在蒋介石手中，面对国家颓势明显、内外交困的局面，各国领导人一般都会采取安内与攘外并举的策略，但通常情况下，安内的优先级会高于攘外。因此，蒋介石所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并非全新的主张。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对外发布《绝不妨碍统一电》，在原则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版图统一。同年10月，蒋介石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国家进入训政时期。但实际上，蒋介石的日子并不轻松。

对于当时的中国局势，日本陆军省1933年出版的小册子《中国国民党之概观》尖锐地指出，国民政府的实际威令仅覆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全国统一远未实现。政客与旧军阀依然争权夺利，官员腐败，财政混乱，总体与军阀时代并无二致。国内主要存在三股实力强劲的政治势力：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政府中央系、以胡汉民、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以及我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力量。这三股势力背后分别对应中央军、地方军（如桂军、粤军、川军）和工农红军。

从外的角度看，日本是最危险的敌人。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就任日本首相，随后确定《对华政策纲领》，将武装入侵中国上升为国策。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紧张，因外蒙古归属问题，于1927年12月断绝外交关系。蒋介石在舆论上夸大苏联威胁，并激化张学良与苏联的矛盾。进入1929年，围绕中东铁路的路权问题，东北当局与苏联矛盾愈发尖锐。

蒋介石之所以强调安内高于攘外，背后的逻辑十分清楚。他不断提出反帝与取缔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以争取社会舆论支持，但同时强调集中统一、建设秩序，才是抵御外敌的最大前提，表明他认为，要想抵御外敌，必须先解决内部问题。这一时期，他对攘外缺乏足够决心，也认为外敌威胁尚不足以构成全面威胁。

1929年7月，张学良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并着手收回中东铁路，引发苏军沿中东铁路一线大举进攻，东北军损失惨重。蒋介石对此早有预判，指示张学良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策略，集中力量解决西北内部叛乱。10月28日，蒋介石发布讨冯通电，首次公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强调内部叛乱必须先行平定，才能有效抵御外侮。至12月，反蒋联军势头被中央军压制，而孤立的东北军蒙受重大损失，不得不与苏联签订《伯力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权益。

进入30年代，国内外局势趋于失控。国共矛盾加剧，蒋介石多次对工农红军展开围剿，损失惨重；国民党内部再度分裂，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两广军阀与反蒋势力有所联系；东北局势因日军策划占领计划而恶化；长江流域洪灾频发，给南京政府造成巨大压力。面对这一切，蒋介石在1931年7月23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这更多是呼吁团结，而非正式国策。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蒋介石迫切解决攘外与安内孰先孰后的问题。他在9月20日的日记中指出，内部统一是首要任务，并通过释放胡汉民和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试图稳定政治局势。然而，国共矛盾和地方分歧仍未消除。

在安内的具体落实上，蒋介石强调国家统一和力量集中，认为统一国内才有能力抵御外敌。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中日进入短暂休战期。国民政府内部普遍支持先剿共后抗日策略，蒋介石也将这一思路贯穿于剿共与统一地方势力的实践中。与此同时，他逐步推动国防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如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推进军工、交通、工业等各方面建设，为后续抗战储备力量。

1935年，日本对华北施压，要求撤换官员、停止排日活动，甚至推动华北自治运动。蒋介石在应对中表现出妥协策略，同时继续集中力量剿共和稳固中央权力。1936年初，他明确提出内部统一、对日坚定立场，并关注日俄紧张局势可能带来的战略机会。国共重新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实现了全国大多数力量的联合抗日。

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中，蒋介石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弱国地位，需尽力避免与日本开战。随着时间推进，他的策略从消极退却逐步转向保全华北、集中力量抗战的准备，这一过程虽漫长而艰辛，但在他看来是符合逻辑且不得不走的道路，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在内忧外患下的复杂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