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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兴师寻盟”一说,出自宋朝使臣曹利用之口。与其说寻盟是契丹的目的,不如说是曹利用为契丹找的托词。但是,和谈却是对契丹最好的选择,而且一直也是契丹萧太后的决策选项之一。
个中原因就是:契丹的处境比北宋更窘迫。北宋的处境,一个是河北边患,即契丹;一个是西北边患,即党项。第三个是契丹兵临澶州导致的文臣纷争。文臣纷争,虽不严重却极复杂。文臣里有主战派和主和派。而主和派里面还要细分,吴人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蜀人陈尧叟主张迁都成都。所以,宋真宗避战迁都,将会比北上硬刚更纠结。
所以,当此之时,宋真宗力主议和,并非全是因为性格柔弱。形势比人强。此时形势,不允许北宋过分要强。
而契丹呢?
自后周世宗柴荣高平之战后,契丹的攻击锐度远逊于公元947年灭国后晋之时。赵匡胤三伐北汉,契丹只是出兵助战。但到此为止,助战成功之后,契丹不会进攻北宋。即便赵匡胤在第三次征北汉时去世,契丹也没有向中原扩大战果。
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灭国北汉。而契丹在遭遇石岭关之败后,便再无作为。随即,北宋发动了第一次幽州之战。战后,契丹疯狂反攻。但是,公元986年,北宋发动了第二次幽州之战。战后,契丹再次疯狂反攻。北宋是举国进攻,而契丹只是反攻。战场形势、孰强孰弱,自见分晓。景德之战,是公元947年之后,契丹铁骑第一次饮马黄河。但是,此时的契丹处境一点儿也不比北宋更好。
首先是松散的内部治理。
辽五京,分别是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上京临潢府建于公元918年,是契丹人的总根据地。东京辽阳府,建于公元928年,主要统治渤海人;南京析津府,建于公元938年,主要统治中原汉人。而中京大定府,建于公元1007年,主要统治奚人;西京大同府,建于公元1044年,主要巩固山西和北方草原。辽五京并非唐朝的两京,不是皇帝和朝廷的五个办公地点,而是五个大型行政区域。其中奚和渤海一直处于半独立的状态,直到公元11世纪初,也就是澶渊之盟前后,才算正式纳入契丹的政治体系。也就是说,在澶渊之盟钱,西京大同府和中京大定府这两个行政区域还没建立起来。
其次是紧张的外部关系。契丹在东面,始终面临来自高丽的压力。澶渊之盟五年后,契丹兴兵四十万进攻高丽。高丽对于契丹,就相当于党项对于北宋。搞不定高丽,契丹的东面就一直紧张。契丹在西面,虽然与党项结盟,目的是一同对付北宋。但党项这个盟友并不稳定,一直在北宋与契丹之间骑墙观望。甚至,契丹还曾与党项人兵戎相见。而契丹东部的女真人也牵扯了大量精力。但是,因为契丹处于强势时期,所以这些关系还不紧迫,但并非不存在。
第三是失调的力量配比。
契丹军队的主力,主要由宫廷军和部族军构成。部族军充以边防,多为契丹以外的少数民族。宫廷军主要分布于十二大斡鲁朵,是大辽的中央禁军。历代契丹皇帝都要建立自己的斡鲁朵,死后便成为新皇帝的遗产,而新皇帝还要建立自己的斡鲁朵。于是,层层叠加,就有了十二大斡鲁朵。但,斡鲁朵与与北宋禁军完全不同。各个斡鲁朵,不仅是军队编制,而且还是生产、行政机构,拥有民户、奴隶以及领地。这就是契丹治下的藩镇。终辽一世,斡鲁朵拥护亲贵造反的事件,层出不穷。打仗依靠斡鲁朵,但越是打仗,斡鲁朵的实力就会越强。而因其独立的藩镇属性,所以力量越强也就越加难以控制。
这就是契丹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所以契丹的攻击锐度一直提升不上来。
举国征战的动静太大,上述问题就让这个选项变得不可能。长城以北奚人和渤海人只是臣服,尚未彻底制服,所以后方不稳。长城以南的汉人虽然成了新财源,但随时都有投降北宋的可能,所以前线猜疑。北部的女真人和东部的高丽人,始终与契丹纠缠不断,打不死也打不服,所以精力分散。
公元986年君子馆之战,北宋主力、刘廷让所部“全军皆没,死者数万人”。于是,契丹战神耶律休哥主张趁宋败绩、大举攻宋。而契丹萧太后却力主退兵。举国征战不可能组织,长途远征也就没必要组织。
远征北宋腹地、逐鹿黄河中原,就要打持久战。而这一点,契丹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同是不带粮草的野战骑兵,契丹完全没有女真的信心,能够一战破汴梁。即便深入中原得利,但得利最多的,一定是手握重兵的斡鲁朵和将军们,而不是上京的大辽朝廷。翰鲁朵和将军们,就是契丹的藩镇。契丹大辽不允许自己的“藩镇”强过自己,因为大唐就是前车之鉴。公元998年,战神耶律休哥去世;公元999年,名将耶律斜轸去世。两大名将相继离世,而契丹却对北宋发起了疯狂进攻。原因就是契丹大辽的领导层发生了巨变,萧太后和韩德让成了一家独大的领导层。
这个新领导层,集中了契丹的全部权力,却也承担了契丹的全部问题。所以,此时进攻北宋,既是一场对外用兵,又是一场对内用威。对外的目的,是从北宋手中收回关南之地,对内的目的是宣示朝廷才是最强的翰鲁朵。
所以,景德、澶渊之战,契丹不能输。两次幽州之战,赵光义输了就输了,他还是皇帝。而如果萧太后和辽圣宗输了,那契丹大辽就可能易主。人改变不了局面,而是局面改变人。雪崩爆发,不是因为有人在雪山上一夫高呼,而是因为雪山上堆积了足够的雪花。这一切都是局势使然。
与公元947年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契丹大军再一次饮马黄河、深入中原。他们的最初目的,当然是拿下瀛州和莫州的关南之地;而他们的进取目的,自然也不会拒绝过黄河、陷开封。但是,如果打不到开封、拿不下关南呢?
那就和谈。
契丹决策层并不拒绝和谈。契丹的人的战略处境,使自己不能拒绝和谈。而景德、澶渊之战的战场形势,更让和谈成为契丹人的最好选择。但,宋辽两军几十万人,已经在千里河北战场上生死鏖战。河北虽大,却容不下一张可以谈判的桌子。宋辽都想和谈,但和谈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