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唐玄宗最为倚重的番将、统领大唐东北战区(包括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自己的根据地范阳(今北京)发动了叛变,率领15万大唐边防军反叛。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占了大唐的东都洛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叛军再次攻陷了大唐的都城西京长安(今西安)。面对局势的迅速恶化,唐玄宗李隆基慌忙逃往四川蜀地。唐玄宗在叛乱爆发初期的几个重大失误,加剧了大唐的困境,例如处死了名将封常清和高仙芝,导致唐军在潼关遭受20多万主力的巨大损失。此外,叛军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席卷了中原地区,这一系列失误使得唐玄宗的政治威望一落千丈,几乎跌入谷底。 此时,太子李亨的首席谋士李泌积极行动,开始与朔方的各路将领联络。在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李亨得到了朔方将领们的一致支持,大家共同推举他为帝,这就是唐肃宗的登基。李亨即位后,改年号为至德,并且尊唐玄宗为太上皇,远在蜀地的唐玄宗名义上仍然保持着帝位。李亨即位后,依旧依赖李泌这一位重要谋士,李泌也继续为唐肃宗提供战略建议。唐肃宗在应对叛乱的问题上,时常向李泌请教战术与战略,特别是如何平定叛军的方式。
唐肃宗决定紧急调集大唐西北的各路兵马,包括安西、河西、陇右、朔方等地的精锐部队,共计二十万之众,迅速集结于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对于接下来的军事部署,李泌提出了一项果断的战略计划,他建议直接攻打叛军的根据地,摧毁叛军的根基。这一战略计划,后来被称为李泌之谋。 在具体战术上,朔方大将李光弼驻守太原,通过井陉关出击。郭子仪则从冯诩地区出发,进入河东,通过阻断叛军的四大主将的南下路线,迫使叛军不能轻易向南推进。同时,李泌还密令郭子仪开放华阴一角,为了诱使叛军不得不经过这一关口。这一策略使得叛军北撤至范阳,同时试图西救长安,往返奔波数千里,极大地消耗了叛军的精锐兵力。而唐军则保持警觉,避免正面接战,常常以逸待劳,集中力量击打叛军的弱势部队。与此同时,唐军还将各路兵力汇集在扶风,与朔方军联手进行反叛。当时,叛军在中原和关中一带的暴行已经让民众对其失去了支持,民心的丧失加剧了叛军的内部分裂。而叛军的后方也陷入了动荡,河北义军在颜真卿的领导下,曾攻占了河北的十多个州县,这进一步导致了叛军粮草的匮乏。如果唐肃宗采纳了李泌的战略,叛乱或许能够提前7年结束。然而,由于唐肃宗急功近利,他过于急切地希望收复长安和洛阳,因此决定从正面与叛军对决,结果陷入了漫长的拉锯战之中。唐军的精锐部队在持续的对抗中逐渐消耗殆尽,本应迅速平定的叛乱反而被拖延了整整7年之久。 更为严峻的问题是,这场漫长的战争不仅消耗了唐军的实力,也使得大唐帝国的核心地区——中原、关中、两淮等地,饱受战火蹂躏。即便叛乱最终得以平定,大唐帝国的元气几乎耗尽,国家的整体实力大打折扣。为了平息河北的动荡,唐朝不得不采取姑息政策,采取招抚策略平定当地。可惜,这一策略的实施为河北地区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埋下了深重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