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宣传画由画家彭召民于1965年创作，主题是半工半读育新人。

提到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人们通常会想到我国一大批青年才俊，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怀抱报国志向，前往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勤工俭学。像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等，都是曾经以工兼学、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代表。虽然毛主席没有出国勤工俭学，但他也曾为组织湖南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而努力奔走。

然而，建国后，我国不再强调向西方学习，那我们为什么仍然要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呢？主要原因是在1956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各行各业急需大量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新建厂矿企业对中级技术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然而，当时我国的教育基础较为薄弱，教育规模无法满足学生升学的需求，许多家庭贫困，孩子上不起学。经济的贫困还限制了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导致学生的求学愿望不强烈。因此，技术型人才非常稀缺，尤其是农民中有文化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尽管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很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但整体文化水平仍然较低，这影响了农业生产的进步。

在这种背景下，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资源匮乏和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

1958年5月，汪东兴在担任江西省副省长兼省农垦局长期间，趁着参加农垦会议到北京时，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解决垦殖场农民文化水平低、掌握技术困难的问题。为此，江西的部分垦殖场开始办起了技术学校，并发现办技校的地方农业生产形势比较好。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说道：这个办法好！……回去多办些学校，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农民也能上学。于是，1958年6月，江西就建立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共大）的建设借鉴了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模式，以垦殖场为基础，开始了先上马，后备鞍的办学方式，很快筹办了起来。8月份，共大的总校与井冈山、大茅山、油山、黄岗山、云山、南城、高安等30所分校同时开学，学生人数达到11000多人。汪东兴担任了共大总校党委书记，并兼任副校长。严格来说，虽然共大采用了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教育模式，但它并不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但这种办学形式解决了当时的教育资金不足问题，提升了学员的文化和技术水平，并培养了他们正确的劳动观念，因此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相对成功的办学模式。

1961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建校三周年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布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实很有意义。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央举办的相关报告会上指出：在农村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工厂办‘半工半读’的学校。农忙时种地，农闲时读书，或者一个星期做工，一个星期读书。要把这种制度当作正规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 当时的半工半读学校通常由大型厂矿企业设立，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劳动，服务于生产。这种模式不仅能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还能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实际操作能力。 1964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半工半读的方向》短评，肯定了半工半读这一培养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的新人的新生事物。党报的短评号召全国各地纷纷行动，政策也变得宽松。只要工厂具备师资、校舍和资金，就可以办学，学生毕业后由工厂负责安排就业。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同志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和江西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学情况报告》，公开了毛主席三年多前写的信，并要求各级领导部门认真学习研究。此后，各类技术学校、工读学校、农业学校等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学校不仅包括中等学校，还有高等学校，甚至包括小学！我当时读的高中就是一所农业高中，虽然它并不是国家办的，而是由当地公社办的，学制两年。除了语文、数学、政治外，课本还包括《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不过，除了农忙假期要回生产队劳动外，平时我们并不需要从事劳动。上完高一后，就恢复了高考，毕业后我也没有再从事农业工作。 那时的半工半读学校，与今天的技工学校、培训学校等在劳动与学习结合的方式上有所相似，但与今天不同的是，那个时期办学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工人和农民文化程度低以及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而如今的技校更多是为了解决技术工人短缺和学生就业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