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北宋初年,历史上只有两位大臣三次被任命为宰相,那便是赵普和吕蒙正。然而,这两位在仕途上的经历,虽然表面上看似相似,却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起伏与波澜。两人的三次拜相经历,带来的结果与历史评价也完全不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首先,让我们从赵普的首次拜相谈起。赵普,作为宋朝的开国功臣,因策划并参与赵匡胤黄袍加身之事,极力支持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及帮助平定二李叛乱等一系列立下赫赫战功的事宜,成为了宋太祖心腹之人,并因此首次被任命为宰相。那时,赵普的才能和忠诚无可置疑,他为国家的初创与稳固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赵普开始显露出专断与权力欲的一面,屡次受贿、私自贩卖违禁物资,甚至多次被大臣们控告。宋太祖忍无可忍,最终依法罢免了赵普的职务,这也让赵普的宰相生涯急转直下。 而与赵普的权力挣扎不同,吕蒙正的首次拜相则显得温文尔雅且稳重。吕蒙正凭借其为人宽厚、坚持正道的品行,在朝廷中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当李昉因某些原因被罢免后,吕蒙正被宋太宗任命为宰相。在任职期间,他坚守自己的原则,敢于对不公之事提出异议,尤其是反对卢多逊任宰相一事,他毫不隐瞒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最终促成了宰相子女只能授予九品京官的法定制度,这一改革为后来的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吕蒙正的表现赢得了太宗的高度赞赏,可谓是刚直不阿的典范。 赵普的第二次拜相发生在宋太宗时期。这一回,赵普依靠的是对金匮之盟的揭示,该盟约中明确了赵匡胤临终时传位给赵光义的意图,成功为宋太宗的即位找到了依据,太宗因此恢复了他宰相之职。然而,这一次赵普并未如往日般顺利。他由于文化水平有限,经常受到文臣们的挤压与抨击,在朝中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立足之地。最终,他被外派至武胜军节度等职,告别了朝廷权力的中心。 同一时期,吕蒙正的第二次拜相同样与朝廷的调整密切相关。宋太宗在淳化四年重新任命他为宰相,此时吕蒙正以其过人的眼光和高洁的品格,再次赢得了朝廷的信任。他劝宋太宗停止对外的战争,强调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安内,只有巩固国内政务,才能使外敌自愿归附。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自此宋朝不再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专心发展内部经济和治国理政。 赵普的第三次拜相,实则是宋太宗为了扶持新人的一项举措。当时,宋太宗决意任用吕蒙正,而赵普则被赋予太保兼侍中的职务,作为资深大臣辅佐新人。这一任命表面上是对赵普的尊重,实则是为了让他为吕蒙正的上任铺路。最终,赵普在晚年以年老多病为由,主动辞去官职,回到了家乡,避免了再度引发争议。 吕蒙正的第三次拜相则是在宋真宗即位后,由于他对国家的忠诚与贡献,真宗加封了他为左仆射、同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等职务,并封他为莱国公、徐国公、许国公等显赫封号。此时的吕蒙正,已经是朝廷内外公认的贤臣,他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个人的职务上,更在于他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后继人才。纵观赵普和吕蒙正的三次拜相,可以发现两者的差异远不止于职位的升迁,更在于他们性格与品行的不同。赵普的三次拜相,虽然都有他的聪明才智和政治手腕,但更多的是依赖权谋与投机。尤其是他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拜相,几乎是站在了太宗的名正言顺与扶持新人的背景下。而吕蒙正则不同,他的三次拜相始终建立在自己坚持正道、品行高洁的基础上。无论在任何时候,吕蒙正都没有为了权力而做出妥协,他始终如一地关心国家大计与百姓疾苦。 赵普虽有过辉煌的功绩,但他的心胸狭隘和贪婪,最终让他失去了朝廷和百姓的信任。而吕蒙正则是凭借着一生的操守和为国家、百姓着想的初心,成就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的三次拜相,正如他为国家所作的贡献,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 从赵普和吕蒙正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深刻的教训:一个人若能始终坚守正道,尽心为国为民,终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和历史的认可。而若过于沉迷权力与个人利益,最终只会自食其果,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正如那句老话所说:人正则立,品正则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