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全球化：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兴衰史（1843－1941）》，宋佩玉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25年11月11日，392页，98.00元

宋佩玉教授的新著《资本的全球化：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兴衰史（1843－1941）》出版，我在第一时间有幸读到，有感而发，写在这里，就教于宋教授和学界同仁。

这部新著研究的是证券市场。在金融史研究往往被数字与表格主导的今天，《资本的全球化》收入了不少清晰、具有质感的历史图像，这些图像使经济史、金融史摆脱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冷”，体现了作者在写作中对读者的重视。有读者的书，才是能够长久留存的书，哪怕是高深的学术研究多半也不脱这样的规律。另外，图片的运用也符合当下史学著作讲求以图证史、图文并茂的取向和做法。尤其是这些图片中还有两张兰心大戏院的图片，作为一个资深影迷，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都出没于兰心大戏院的我看到这样的图片，不仅感觉到亲切熟悉，而且意识到这家戏院和当年的外商证券交易所还有点瓜葛，更激起了阅读的兴趣。

图1 兰心大戏院（20世纪10年代）。公司债券最早出现在股份行情纸上是在1875年，是由兰心戏院发行的债券（Treatre Debentures），在债券市场上一直持续到1901年。（《资本的全球化》，134-135页）

图2 1930年代的兰心大戏院，图源：Virtual Shanghai

宋教授的这本新著确是用心之作，创新之作。首先是选题好。研究选题与研究本身有重要的关系，选题开拓也是研究成功的重要路径。过去，我们关注近代上海的证券市场，比较关注的是华商证券交易所，对外商证券交易所的种种了解不够。《资本的全球化》恰恰在这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

过去我们研究中外经济关系，更多关注的是实体经济，外国的制成品如何进口到中国，中国的原料产品如何出口到国外。但是，无论是这些产品的制造生产还是销售流通，背后离不开货币的支持，也就是金融资本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是从商品扩张走向资本扩张，金融在其中起着基础的作用。如果我们观察当下的美国经济，实体经济日趋萎缩，金融市场无限扩张，或许我们对此可以有更深的体认。因此，《资本的全球化》可以启发我们对这两者关系的深入思考，更具有选题的开拓性。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也仅仅是一半，如何将另一半做好，方能体现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宋教授此作运用大量英文报刊、档案文献，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也是她历来研究之所长。再由此出发，将研究对象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非常符合研究对象的特质与个性。

近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越发联系为一体。欧美经济的一举一动，无不影响着本国经济，也影响着他国经济，同样，中国发生的事也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影响到他国和世界，这方面可以说概无例外。举个例子，一百年以前，20世纪20年代，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大豆及其制成品出口位居中国对外贸易值首位，在国际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进口量之大也在世界市场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从一百年来大豆在中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境遇，我们可以理解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全球化中的不同产品和不同国别的经济配置及其交换，中国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过程意味着什么，等等。大豆这样相当依赖于自然环境的农产品如此，更不必说证券及其市场，天然便更具全球化的特质。所以，这部著作的全球化视角，特别有利于其研究的深入。

在全球化的基础和宏阔的观察视角之下，《资本的全球化》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开拓。限于本文的篇幅，此处只举一例。书中写到几次有关外商证券市场的司法判案，其中特别提到了外国的治外法权和中国的司法主权之间的张力和角力，这就非常有意义。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有三大支柱，其中最不平等也是令所有中国人最感屈辱的西方享有的不平等特权，就是治外法权。过去我们讨论治外法权，多半集中在刑事案乃至“政治案”，而宋老师此作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案例，治外法权是如何运用于经济案的，从而使我们对于西方列强如何通过特权（不仅是经济特权，而且是司法特权）实现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可以有更深入地理解，再深而论之，政治与经济的多重关系由此亦可铺陈而现，从而使个案研究与宏大叙事可以有机地、紧密地结合起来。所谓以小见大，莫非如此。

宋教授这本新作，对于当时上海外商证券交易所的运作，在叙述史事的基础之上，还总结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论断，即上海外商证券交易所的治理模式或者监管模式是，“弱政府、强自律”。当时中国的国家主权受限于列强的压迫，政府权威四分五裂，北京政府时期如此，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虽有改观，但本质仍如此。因此，“弱政府”是客观求实的论断，比较好理解。更有意义的论断是“强自律”。什么是强自律？宋教授在书中提供了不少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为什么要“强自律”？资本本身自带贪婪性，追求的是不断扩张，从而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国当时“弱政府”的环境下，资本的贪婪较少遇到来自政府的强力监管，也就是缺少“他律”，从而更利于它的无限扩张，那么，它为什么有动力或者为什么需要“强自律”？这其中当然有经济规律的作用，即便是“弱政府”的环境，资本也不能无限地只顾自己不顾他者地扩张，不能只讲丛林规则，互相“无限”扩张的结果，就会造成互相之间的阻碍，从而又不利于其本身的扩张。因此，外商证券市场在缺少“他律”的情况下，需要有一定的“自律”，这可以说是适应经济规律的市场行为。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样的“自律”是如何运作的？通过制度和规则“自律”，还是通过人际关系的勾连说合去“自律”？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称其为“强自律”？其结果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有利于交易所的运作和交易的运行？等等。宋教授的书中给出了一些事例和说明，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但也还有继续深入讨论的空间。

更有意义的是，“弱政府、强自律”的监管模式，可能不仅仅限于上海外商证券交易所，也可能在民国时期的经济交易活动乃至社会生活中更为普遍的存在。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论断有可能形成为一个带有研究范式性的论断，对我们理解民国经济和社会的运作都有其重要性。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宋教授此作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我们强调研究的开拓性，强调自主知识体系建立的重要性，对这样的论断加以重视并不断深耕细掘，巩固充实，恰恰可以反映我们研究的不断进步。

宋教授书中还有一处论述也很值得继续探究。书中写到全国抗战开始之后，自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租界“孤岛”沦陷，上海出现了一波资本的投机狂欢。去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中国是抗战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作为胜利者的叙事基调是英雄主义，作为受害者的叙事基调是悲情意识。但是，在这两者之外，宋老师此作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个案——战争中的投机狂欢。其实不只是证券市场，在我研究的电影领域也是这样，沦陷时期的“孤岛”电影也曾有过一波投资和拍片的热潮。在受到战争严重摧残并波及到全社会的上海，在租界“孤岛”的环境之下，是什么造就了一波资本的狂欢？什么人从中得益？什么人从中受害？怎么理解战争和经济及社会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由此也可以促使我们有更多的思考。

宋佩玉教授的研究，集中在经济金融领域，尤其集中在上海的外资外商经济金融领域。她的系列研究，从外汇市场到外资银行，再到这次的外商证券交易所，成就斐然，都给读者提供了新的知识，带来了新的思考，展示了新的识见，推动了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进步。假以时日，相信宋佩玉教授的研究还可以有更广大地开拓，更深入地思考，更睿智地论述，从而带给我们更多的新知新识。

（本文作者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