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北京定陵地宫轰然洞开。考古人员从腐烂的金丝楠木棺椁中,拖出一具扭曲的尸骨。经检测,骨骼中吗啡残留量极高。这个躺在万两黄金和无数玉器中的瘾君子,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时,脖子上的绳索,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由他爷爷编好了。万历在位48年,其中28年不上朝。他不只是懒,他是在进行一场针对整个文官集团的隐性罢工。大明王朝不是死于1644年的刀光剑影,而是死于1587年开始的死寂。
万历九岁坐上龙椅,登基大典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折磨。一天之内,三次更衣,那是为了展示帝国的脸面。
小皇帝坐在巨大的御座上,头顶沉重的冕旒,不得不保持雕塑般的静止。只要稍有晃动,身边的太监、大臣就会投来审视的目光。
他不是人,是图腾。早晨读经史,下午练书法,晚上背书给首辅张居正听。背错了,张居正疾言厉色,太后罚跪数小时。没有任何童年,只有高压。
张居正告诉他,书法是“末节小枝”,艺术对苍生无益。汉成帝、宋徽宗都是艺术家,也是亡国之君。小万历不仅要当圣人,还要当一个没有个人爱好的圣人。
1582年,张居正死。万历迅速抄了老师的家。结果发现,这位满口“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首辅,家里金银如山,生活奢靡。
万历的三观瞬间崩塌。原来满口的仁义道德,全是生意;一肚子的男盗女娼,才是真相。
既然规则是骗人的,那就不玩了。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文官集团死咬“有嫡立嫡,无嫡立长”,逼他立不喜欢的长子朱常洛。
内阁大学士以辞职相逼,言官在文华门跪地哭谏。皇帝想选儿子,大臣要选招牌。万历妥协了,立了朱常洛。回头他就关上了宫门,只有一句话:我不跟你们玩了。
不上朝,不是逃避,是报复。你不让我顺心,我就让你难受。奏折留中不发,人事任命一律搁置。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帝国的行政效率。
他不杀人,他诛心。他要看着这个庞大的机器,因为缺少指令而一点点生锈、停摆。这是一种极其阴毒的博弈,赌注是整个大明江山。
万历的报复手段简单粗暴:缺官不补。到了万历二十九年,两京尚书缺3人,侍郎缺10人,科道御史缺94人。地方上更惨,巡抚缺3人,布按二司缺66人,知府缺25人。
内阁首辅沈一贯甚至变成了“光杆司令”。他给皇帝写信:我每天进出长安门,连看门的小孩都在笑话我手下没人。
万历不管。哪怕兵部尚书薛三才急得跳脚,催发辽东军饷,万历照样装死。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被切断,指令下不去,情报上不来。大明朝廷变成了一具植物人躯壳。
行政上装死,花钱上却是“回光返照”。万历十三年,他开始给自己修陵墓。动用民夫军工3万余人,耗时6年,花费白银800万两。
这笔钱,相当于大明朝两年的田赋总收入。为了运送一块长3丈的石料,就要动用2万人。
宫廷开支更是天文数字。后妃每年的脂粉钱就要40万两。膳食费从初年的13万两飙升到30万两。光禄寺没钱了,还要找户部借。
根据《宝日堂杂抄》,万历一天的菜单里,猪肉就要126斤,鸡33只,鹅5只。这是在吃饭吗?这是在吃大明的血肉。
1958年的尸检报告揭开了另一个真相:万历是个深度的鸦片瘾君子。史书记载他“中乌香之毒”。明代虽视鸦片为药或春药,但万历显然用量过度。
他自称“足心疼痛,步履艰难”,除了身体肥胖,更多是毒瘾发作的戒断反应。
他躲在深宫,一方面是用鸦片麻痹身体的疼痛,另一方面是用这种虚幻的快感逃避政治的无力。郑贵妃陪着他抽,陪着他玩。在这个烟雾缭绕的温柔乡里,他不需要面对那些死谏的大臣,不需要面对辽东的战报。他只要那一刻的飘飘欲仙。
万历也不是彻底的废物。万历三大征,平定宁夏哱拜叛乱,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抗日援朝击败丰臣秀吉。这三仗打得漂亮,但也打空了国库。
特别是抗日援朝,虽然打出了国威,保住了藩属,但耗银千万两。此时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国库里老库银只剩8万两,边镇军饷长期拖欠。打仗就是打钱,万历赢了面子,却把大明朝的里子掏得干干净净。
就在万历躲在后宫抽鸦片的时候,东北的努尔哈赤动了。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消息传到北京,万历的第一反应不是调兵,而是越过兵部直接下令。
因为兵部已经没人了,代理尚书还在催他发饷。辽东总兵张承胤率军救援,结果全军覆没。萨尔浒之战,明军精锐尽失。
这时候万历急了,想发内帑银,想补官缺。晚了。机器已经生锈太久,齿轮早就咬合不上了。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说,1587年,看似平平淡淡,实则大明气数已尽。这一年,万历24岁,张居正死了5年。
他看透了文官集团的虚伪,也看透了皇权的局限。他发现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只是这个庞大礼教制度下的一个装饰品。
既然做不了主,那就毁了它。万历用28年的怠政,完成了一次最漫长的自杀式袭击。他死后仅2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
崇祯皇帝并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时,看着满城烽火,或许会想起爷爷万历。不是崇祯无能,是万历把家底败光了,把人心散没了,把路堵死了。
大明的丧钟,早在万历躺下的那一刻,就已经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