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4月17日，经历了无数病痛折磨之后，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发表了他最后一篇反对奴隶制的文章后，悄然辞世。这位伟大的先知与思想家，一生从贫困的家庭中走来，是十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个男孩。生活的困厄与挑战未曾让他屈服，反而成为了他坚韧不拔的动力源泉。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对知识的渴求，他最终实现了从一个穷困潦倒的少年到富有、才智横溢的作家、物理学家和革命家的转变。他不仅为美国的邮政系统奠定了基础，更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关键时刻，成功为新兴国家争取到了法国的援助。没有他的努力，美国或许难以完成独立的梦想。而他，也成了唯一一位在美国立国的三大关键文献——《独立宣言》、《巴黎和约》和《1787年宪法》上签字的人。

在富兰克林的生命临终时，他仍不忘为废除奴隶制这一宏大目标奋斗。尽管当时的法律和社会环境根本无法支持这一理想，但他依然坚信，正义的呼声终将跨越时代的桎梏。从上帝处取得闪电，从暴君处取得民权——这句话或许是对他一生最为深刻的评价，展现了他坚持不懈、为人类自由而斗争的崇高品格。

富兰克林去世后的4月21日，费城举行了盛大的葬礼，约两万名民众前来送别，而当时整个城市的人口仅有约四万。码头上的船只纷纷降下半旗，教堂内的钟声长鸣，仿佛天上的星辰也为他的离世而哀悼。第二天，费城市议会提出了一个提案——整个城市为富兰克林服丧一个月，经过简单表决后，立即通过。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德高望重、深得人心的老人无尽的哀悼与敬意。

然而，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止。无论富兰克林如何伟大，他的去世也无法阻止历史的继续推进。关于奴隶制的问题，尽管富兰克林的努力并未立刻见效，却暂时被搁置。在这一过程中，议会内部的两大矛盾焦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和新首都的选址问题，在各方妥协中得到了暂时解决。美国联邦政府的基础逐渐稳定，社会的长期混乱局面也得到了缓解，民众的生活状况开始好转。

然而，华盛顿总统的内心并不轻松。虽然国家逐渐走向稳定，他却陷入了更大的烦恼中。毕竟，华盛顿非常清楚，国家的稳定背后隐藏着日益加剧的政治分裂。自宪法制定以来，杰斐逊、麦迪逊与汉密尔顿等人，虽然曾在国家大计上携手合作，但财政计划与首都问题的分歧使得他们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即便是最终达成妥协，三人的关系依然不复当初的和谐。

这三位历史巨人的矛盾，并非源自个人恩怨，而是思想和治理理念上的根本分歧。虽如此，他们也并非完全对立，尤其在奴隶制问题上，三人持有相似的态度，这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但在随后的其他重大议题上，他们的观点彻底对立，最终在杰斐逊与麦迪逊为首的民主派和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派之间，逐渐形成了深刻的政治对立。这种对立不仅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关系，还促成了美国两党制的初步雏形。

华盛顿总统深知党派分裂的危险，因此始终警觉于党派之争。他认为，任何党派的存在，最终都只是为特定阶层的利益服务，而这种局面，正是民主国家最大的威胁。他深信，党派之间的争斗最终将使国家的利益被边缘化，民众对国家的信任也会逐步消失。尽管华盛顿的这种看法并不一定准确，但在他所了解的历史中，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党派总是服务于特定的阶级利益。至于是否有可能出现真正代表全体民众的政党，华盛顿显然无法想象。

这种历史的局限，正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没人能够预知未来的变革。华盛顿的警觉并非没有道理，而美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党争，恰恰源自一场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全球性动荡。法国大革命，虽起源于法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却与美国的独立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曾为美国独立战争而奋斗的法国贵族与资产阶级，在回国后对法国的封建统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当他们的要求被国王路易十六拒绝后，便掀起了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 起初，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法国大革命表示支持，他们为法国王室的倒台而欢欣鼓舞，认为这代表了自由与民主的胜利。在这其中，美国驻法大使杰斐逊最为积极，他不仅亲自参与了法国《权利宣言》的起草工作，还热情洋溢地为法国革命加油，期待美国的自由精神能够在欧洲大地上传播开来。杰斐逊的热情甚至超越了对自己祖国的感情，当华盛顿邀请他回国担任国务卿时，他一度感到犹豫不决。然而，在莫里斯的劝说下，杰斐逊最终还是决定回国。莫里斯向他阐明，法国的未来应该由法国人民自己决定，而作为美国的重要领导人，杰斐逊更应当为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贡献力量。 杰斐逊的回国，象征着美国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某种疏离。尽管美国的关注并没有直接改变法国的历史进程，但大西洋的宽广与交通的隔阂，使得两国的命运仍然息息相关。这种跨越时代与国界的联系，也为日后的美国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笔。 （长篇连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