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驼铃里的波斯风

孟和套格套

内蒙古文物中的伊朗文明交融史

（公元前550 年 — 公元 651 年）

当赤峰敖汉旗李家营子的银执壶在水渠边重见天日时，壶身联珠纹里裹藏的，是从波斯波利斯到土默川平原的千年风烟。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巨柱浮雕，到萨珊王朝的金银器纹饰，伊朗高原的艺术基因，竟在内蒙古草原的墓葬与遗址中，生长出跨越时空的文明年轮。那些嵌着宝石的银盘、流转着光泽的玻璃器、被当作货币窖藏的萨珊银币，恰是丝路驼铃里最具象的“波斯风”，在长城以北的土地上，写就了古代中国与伊朗文明交往的隐秘篇章。

一、阿契美尼德的“东方回响”：

草原丝路的早期文明涟漪

（公元前550 年 — 前 330 年）

公元前6 世纪，大流士一世在波斯波利斯建立 “万国之门” 时，不会想到他的帝国艺术符号，会沿着欧亚草原的游牧路线，出现在中国北方的青铜器上。内蒙古西沟畔匈奴墓出土的有翼神兽纹金牌饰，其鹰首兽身的 “格里芬” 母题，正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宫殿浮雕中 “王权守护者” 的变体 —— 这种被波斯人视为 “太阳与正义象征” 的神兽，经中亚游牧民族的辗转传递，在战国时期的匈奴金银器上，演变为 “虎噬羊” 纹饰旁的辅助元素，甚至融入了中原 “龙纹” 的曲线特质。

考古学家在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发现的大角羊纹金饰牌，其“后蹄翻转” 的造型技法，与波斯波利斯浮雕中 “进贡牲畜” 的表现手法如出一辙。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扁喇叭口金耳环，更直接呼应了阿契美尼德时期伊朗高原的首饰风格 —— 这种耳环经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传入草原，最终成为商代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的随葬品，完成了 “波斯 — 草原 — 中原” 的艺术接力。

此时的文明交流，更多是通过游牧族群的“间接传递” 完成。巴泽雷克文化的斯基泰人，将波斯的 “生命树纹” 织入毛毡，又将这种纹饰随墓葬中的楚式漆器一同带入阿尔泰地区；而内蒙古清水河出土的青铜祭盘，其 “城堞纹” 边缘，恰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宫殿墙饰的简化版本。正如波斯铭文里 “大流士的臣民来自远方” 的记载，这些散落草原的器物碎片，正是 “万国帝国” 在东方的遥远回响。

二、帕提亚的“丝路驿站”

匈奴与鲜卑墓葬里的波斯因子

（前330 年 — 公元 226 年）

当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安息）时，内蒙古草原已成为波斯文明东传的“中转站”。东汉鲜卑墓葬中的嵌宝石神兽纹包金铁带扣，其锤揲凸纹工艺，正是帕提亚时期从波斯传入中亚的技法；带扣上的 “格里芬” 双翼尖朝向后方 —— 这种 “本土化改造”，恰是草原民族对波斯艺术的创造性吸收。

在和林格尔另皮窑墓出土的野猪纹包金铁带扣，采用了波斯式“高浮雕镶嵌” 手法，却将野猪的鬃毛处理成中原 “卷云纹” 的样式，仿佛在诉说：当安息商人的驼队沿 “草原北道” 抵达单于庭时，波斯工匠与鲜卑艺人曾围坐在同一堆篝火旁，用银锤敲打出文明交融的纹路。而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墓的八瓣花式金碗，其器形直接复刻了帕提亚时期伊朗高原的酒器，却在花瓣纹里嵌入了中国传统的 “缠枝莲” 图案 —— 这种 “器形西来，纹饰东化” 的特征，正是丝路交流的典型注脚。

三、萨珊王朝的“草原盛宴”：

唐代内蒙古的波斯文物群像

（226 年 —651 年）

公元6 世纪，萨珊国王库思老一世的金银器作坊正鼎盛时，内蒙古的草原丝路已成为波斯器物的 “展示橱窗”。1976 年赤峰敖汉旗出土的李家营子银执壶，被夏鼐先生确认为 “7 世纪萨珊东伊朗制品”—— 壶流与口缘的接缝处，雕刻着波斯风格的 “胡人半身像”，而壶身联珠纹间的 “忍冬纹”，却已是中国化的装饰语言。更令人称奇的是，《唐书》记载安禄山曾向唐玄宗进贡 “数十件胡瓶”，其中便有此类器物 —— 这些从波斯经粟特商人转输的银壶，最终成了契丹贵族墓葬的 “镇墓之宝”。

在呼和浩特土默川平原，萨珊银币的窖藏与东罗马金币一同出土，印证了这里曾是草原丝路的“金融节点”。这些铸造于卑路斯王时期（457—484 年）的银币，被当地牧民当作 “贵金属货币” 窖藏，部分银币上甚至被錾刻了突厥文符号 —— 原本象征萨珊王权的 “王徽”，成了草原民族认可的 “财富标识”。而通辽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萨珊玻璃器，则是另一种文明对话：这种采用 “冷加工磨琢技艺” 的厚壁玻璃杯，在波斯被视为 “宫廷奢侈品”，却在契丹贵族的墓中，与中原的定窑白瓷同置一处，其 “联珠纹” 装饰与辽代的 “卷草纹” 墓志盖相映成趣。

最能体现“交融深度” 的，是和林格尔土城子出土的鎏金海棠形摩羯纹银杯。杯身的 “摩羯” 本是印度神话生物，却经萨珊艺术家改造为 “鱼身鹰首” 的造型，又被唐代工匠加入 “海棠形” 的中国器形 —— 当这件银杯出现在单于大都护府的商贸集市时，粟特商人用萨珊银币购买它，突厥贵族用它盛马奶酒，中原使者则惊叹其 “兼波斯之巧，尽中华之美”。

四、文明的“基因重组”

内蒙古文物里的波斯元素本土化

波斯文明从未以“纯粹形态” 进入草原，而是在与游牧文化、中原文化的碰撞中，完成了 “基因重组”。赤峰李家营子的鎏金猞猁纹银盘，其 “猞猁” 是萨珊王朝的 “皇家狩猎” 题材，却被工匠将背景改为中国的 “云气纹”；而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萨珊玻璃杯，其 “高浮雕圆形纹饰” 虽保留了波斯工艺，却被契丹人用来盛放奶茶 —— 原本象征 “波斯王权” 的器物，成了草原生活的日常用具。

这种“重组” 甚至体现在制度层面：唐代单于大都护府的 “参天可汗道”，借鉴了波斯帝国的 “驿道制度”，却以 “突厥式穹庐驿站” 替代了波斯的 “石砌驿站”；而内蒙古阴山的突厥石人墓，其 “石人手持酒杯” 的造型，恰是萨珊贵族宴饮图与突厥丧葬习俗的结合 —— 那些石人手中的 “高足杯”，与波斯波利斯浮雕中 “贡使所持器物” 同源，却成了草原民族 “灵魂永生” 的象征。

当萨珊王朝在公元651 年终结时，其文明的火种已在内蒙古草原生根。那些银执壶、玻璃器、银币，不再是 “外来品”，而是成了草原文化的一部分 —— 就像波斯的 “联珠纹” 最终融入了中国的 “缠枝纹”，伊朗高原的艺术基因，早已在丝路驼铃里，与中国北方的文明血脉缠结共生。今天当我们凝视这些文物时，看到的不仅是器物本身，更是两个伟大文明在草原上，用驼铃与银锤写就的 “和而不同” 的史诗。

本文配图，均为内蒙古博物院《流动的星河——波斯文化艺术瑰宝展》特展展品。本次展览精选伊朗礼萨•阿巴斯博物馆、德黑兰大学穆卡达姆博物馆、伊朗玻璃与陶瓷博物馆、伊朗国家艺术博物馆、伊朗国家地毯博物馆等5家博物馆的151件（套）代表性文物，类别包括陶瓷器、金属器、玻璃器、丝织品、细密画、地毯等。时代跨度从公元前三千纪至二十世纪，集中展现了波斯文化艺术的千年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