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土匪满山、旅人闻风色变的年代,有这么一类人,身带银子、衣着体面,走南闯北不请镖局,却一路太平、连灰都不染。
他们不是皇亲,不是官差,而是一个群体:赶考的举子。路人避让、官府礼遇,连劫道的都绕着走。
这不是江湖讲义气,而是人人都心里有数——这种人惹不得。那举子到底靠啥让山贼下跪?文牒又有多硬,能比刀还管用?
我们先说说,这帮赶考的书生,身上的东西到底值不值钱?
值,非常值。《举人的路费》一文中提到,明清时期,从山东赴京赶考一次,至少需要50两白银,相当于今天普通家庭数月乃至半年的收入。
若是偏远省份,如云南、广西,光是路上的盘缠,就得凑出一户中产之家才能支撑得住。
但这还不是全部。路上要吃住,要雇人照看行李,还得应酬驿站、门房、同乡,顺便抄书温习、打点考务,一个不小心,“赶考”就成了“进修+团建+演出”三合一。
有条件的甚至雇教书先生、带书童、包饭店,一路排场堪比当代剧组出行。
有多夸张?明代《会典》中记载,官府在举人赴考时要专门设宴送行、派人护送,还得安排驿站住宿、备马照应。那是名正言顺的“国家工程”了。
照理说,走一条路上这么多有钱人,土匪早该闻风而动。可偏偏事实是:历史上抢举子这事,几乎查不出几起。
为啥?不是抢不到,是不敢抢。
原因很简单,举子身上有“免死金牌”——文牒。
什么是文牒?简单讲,就是古代朝廷给正经举子发的通行凭证。别看它是张薄纸,但作用不比护照差。
《文牒威力震慑江湖》一文中指出,文牒是朝廷承认的身份证、公文信物、合法通关文案三合一,有了这张纸,不光可以通行全国各地驿站,还能在被拦查时要求地方官出面保驾。
在明代中后期,地方州府一旦发现举子失踪或遇害,不但需要立案全力查办,若查出土匪劫举,连带地方守备、知县都得被问责。
《明实录》中甚至记录过一起因举子遭劫而知州被贬的事件。你说这谁还敢碰?
更重要的是,举子从不单独上路。
考生一般会“组团行动”——同乡之间拼车结伴、互相照应,还有地方书院组织统一赴考队伍,由地方衙役负责押送。就算真遇上山匪,土匪见这么多人、这么有组织,还带官方押解,先就慌了三分。
还有一点,别小看文牒这张纸,它是“注册身份”,也是潜在“未来人脉”。
举子今日赶考,明日中举做官。谁动了他们,就等于给未来找了个“仇官”。即使没考中,书生回乡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想翻旧账,有的是办法。
所以,连山贼都讲规矩:商队可以抢,举子不能动。动一个,惹一群;动一群,后患无穷。
除了法律和行政之外,更有一层不成文的“江湖共识”在护着这些举子。
《澎湃新闻》2020年刊出一篇研究土匪行为的报道,指出古代绿林好汉普遍存在“抢富不抢考生”的习惯。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举子是百姓心中的“希望股”。
在一个靠科举改变命运的时代,举子走在路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村、一个族的精神寄托。
老百姓见了举子让道、送水,哪怕是客栈老板都愿意少收点银子。为啥?说白了,是希望这人一朝中第,提携乡里。
甚至市井无赖都懂:今天欺负这个书生,明天他一旦成官,翻脸比翻书快。
还有点不太起眼但关键的信息:《凤凰新闻》对明代举子社会地位的研究表明,一旦举子遇害,地方官甚至可能停考、延试,以示对考试严肃性的维护。也就是说,不光地头蛇不敢动,朝廷也把举子安全当回事。
咱们不妨引用个细节:清代《钦定大清会典》中记载,河南一考生途遇山匪,土匪见其穿青衣、配文袋,立刻停手,还赠干粮以示“敬意”。这不是“讲良心”,这是讲规矩。
所以说,腰上绑的不是银子,是身份,是潜在的仕途,是朝廷默认的“未来干部”,谁都不敢轻易下手。
这也是为何,哪怕举子手里拎着银子、带着随从,土匪看了也得自觉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