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正聚等：从反对官僚主义的成败看苏共兴衰

党建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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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20多年前，有着近2000万党员、执政74年的大党老党苏联共产党轰然垮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共执政后期官僚主义盛行、形式主义泛滥，阻隔了苏共与群众的关系，动摇了执政根基。

官僚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天敌

历史上第一次对官僚主义的本质作出科学解释的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针对黑格尔没有考察官僚政治的内容提出批评。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里，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官僚主义以官民之间的对立为基本特征，并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表现出来，呈现出形式主义、例行公事、等级森严、盲目服从等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官僚主义是一种反民主的制度、机构和作风。

随着国际共运形势的发展，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其严酷的斗争中能脱颖而出，关键是民心所向，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当时的俄国，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是人民群众最需要的东西。布尔什维克党明确宣布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引起广大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苏维埃政权才能在国内白匪叛乱和外部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不断壮大。

列宁对反对官僚主义的深邃思考和卓越探索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官僚机构的原则，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使所有人都来执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能，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他本人是一个大公无私、勤政爱民的典范，从来不搞特殊化。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逐渐察觉到党和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并表示严重关切和忧虑。在1921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一种脓疮。”1922年，他在写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瞿鲁巴的信中说：“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批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中了”，大多数人民委员和其他大员都不自觉地“往绞索里钻”。在写给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列宁又沉痛地说：“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922年12月，列宁第二次中风瘫痪脱离工作岗位后，躺在病床上仍然在思考和担忧官僚主义泛滥的问题，坚持利用每天仅有的5—10分钟的口述时间，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对如何改善国家机关、防止官僚主义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和建议，为反对官僚主义进行过不少探究和努力。

倾听群众呼声，转变工作作风。列宁十分重视群众信访制度，在繁忙的工作中抽时间亲自接待群众来访，批阅大量人民来信。例如，1919年初正值伤寒流行，列宁不顾危险亲自接待52人，和来访群众谈了5个多小时，农民满意而去。其中一位农民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英明的指挥者了！农民的道理他也懂。”1922年10月到12月间，列宁接待群众125次，他的办公室也被美国记者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

精减机构，改善国家机关工作。列宁认为，防止官僚主义蔓延必须改善国家机关工作。他指出，在中央和莫斯科的苏维埃机关中，“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游手好闲、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要真正解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的问题，就要“毫不留情地赶走多余的官员，缩减编制，免去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职务”。

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列宁主张把媒体舆论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工农群众的监督结合起来，建立起党、苏维埃和群众三位一体的、从下至上和从上至下相结合的监督和检查制度体系。要有计划地利用苏维埃和党的报刊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性监督，揭发懈怠、受贿等各种犯罪行为。列宁十分重视建立、完善国家监督机构。在他的亲自领导下，1918年设立了监察人民委员部，1920年改组为工农检查院。但让列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的工农检查院竟也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机构。于是在身患重病的情形下，他于1923年1月口授了《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意见：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优秀分子加入新的监察机构；监察委员由党的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独立地行使职权。重点在于加强对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和制约。

纯洁党员和干部队伍，严惩腐败。列宁指出，要利用苏维埃的法律跟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对于那些不能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并且妨碍这种斗争的共产党员，他主张清除出党。列宁强调，徒有其名的共产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执行汇报制度时，要用确切的数字说明他们是怎样惩办那些“只会讲空话和摆架子而不会工作的‘共产主义’坏蛋”的。对玩忽职守的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列宁特别痛恨贪污受贿的腐败行为。他说：“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连实施法律也“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针对某地党组织纵容姑息一些腐败现象的问题，1922年3月列宁满怀义愤地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出：“可耻和荒唐到极点：执政党庇护‘自己的’坏蛋！”对那些滥用职权、受贿行贿、串通贿赂以及诸如此类的腐败行为，不管违法乱纪者的职位多么高，都要“及时严惩直至枪决”。

应该说，列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思考是相当全面深刻的。但他逝世以后，苏联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弊病却未能得到消解反而更加发展，最后成为导致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国家解体、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原因何在？研究者普遍认为，是因为后继的苏共领导人没有执行和落实好列宁的指示和建议，中断了由列宁开创的反对官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事业，没有从体制上、法治上、文化上等探索出一条成功之道。

苏共官僚主义表现及危害

官僚主义导致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在苏共官僚主义盛行的时代，形式主义泛滥，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侵蚀着党的肌体，也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放松自身建设，官僚主义蔓延。列宁去世之后，苏联逐步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使本已高度集权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强化，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权力，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的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家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这从当时政府官员的工资标准可窥一斑：一位工业部长的月薪是27000卢布，比教授的薪水高出6至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至25倍！斯大林时期，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比甚至超过50倍。同时，一些官员还可以得到相应的数额巨大的“红包”。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作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

工作作风浮夸，形式主义严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机构臃肿现象日益严重，政府部门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普遍。1971年至1975年间，机关工作人员增加了近22%。机构多、人员多、文件多，文牍主义蔓延，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推诿扯皮之风日盛。据俄社会学研究所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机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在舆论宣传和实际工作中，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假大空”。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有报纸8000多种，发行1.73亿份；杂志5000多种，发行2亿多份；各类电台每天广播的总时间超过1300个小时。但是，党的号召往往流于形式，缺少可操作性，完全回避了现实中的尖锐问题和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舆论宣传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内容空洞无物。

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形成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由于体制僵化和干部终来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85％。身制，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削弱和破坏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开始形成。特权阶层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是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特权思想不断滋生蔓延，党员队伍中的见风使舵者、追求名利者、牟取私利者明显增多，与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格格不入，只有官僚意识，没有公仆精神。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讲：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二是权力特殊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四是权力商品化。改革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蔓延开来，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党内风气败坏，腐败猖獗。腐败在制度僵化、政府垄断权力的情况下特别猖獗。前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纷纷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一些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苏共党内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行，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正是有此变化，苏联社科院后来的民间调查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苏共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的占85％。

一些干部贪图安逸，享乐奢靡之风盛行。官僚主义盛行催生了苏共党内贪图安逸、追逐名利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间，苏共党内的精英阶层逐步从人民公仆蜕化为既得利益集团。勃列日涅夫本人喜欢豪华轿车、锦衣美食、打猎，仅在莫斯科郊外就有8座别墅。由此，上行下效，大多数党内精英追求的不是社会主义理想，而是如何拿到高薪、配有汽车和助手，住进豪华别墅。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绘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医疗、住房、交通、食品、津贴、休假等方面享有的特权。在许多特供店、内部服装店，苏共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可以不受数额限制买到所有的进口商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市面上空空如也的货架和等候购物的长队。据全苏市场行情需求科学调查研究所的统计，1989年末，在989种大众消费品中，只有11%的商品能够勉强供应。在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缓慢而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党内官员享有的福利和特权自然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人民群众和普通党员对政治逐渐产生冷漠态度，也对苏共失去信心。

苏联解体后，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自己的错误时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应该讲，他说的这句话是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而深刻反思的结果。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说这话为时已晚。

（载于《紫光阁》2018年第6期）

【作者：季正聚、彭萍萍。其中季正聚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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