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这句杜甫的诗歌描绘了大唐开元盛世时期的繁荣景象，仿佛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然而，另一首杜甫的诗却与这幅图景截然不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诗创作于安史之乱后，透露出满满的沧桑与悲凉，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帝国走向衰落的心碎过程。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居然同样出自一位诗人之笔——杜甫，且它们都源自同一个统治者——唐玄宗的治下。那么，从盛世的丰盈到动乱的悲剧，究竟发生了什么？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又究竟是谁？

对于安史之乱的起因，许多人会把责任归咎于安禄山及其集团。然而，这样的论断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实：如果安禄山没有条件和机会做出叛乱，纵使他心生叵测也难以付诸实践。反过来说，如果唐玄宗在叛乱发生后能够采取果断的措施并有足够的能力遏制住危机，那么安史之乱的后果或许就能得到有效控制。安史之乱虽然由安禄山挑起，但唐玄宗的治国失误却为这一灾难的发生提供了温床。究竟唐玄宗在这期间犯了哪些致命的错误，导致了大唐的从盛转衰？

首先，我们不得不谈到唐玄宗所统治下的盛世背后埋藏的结构性危机。这个危机的核心，归根结底，还是土地和钱这两个问题。随着盛世的到来，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府兵制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到了唐玄宗的天宝年间，朝廷控制的土地已经寥寥无几，甚至达到了没有土地可授的地步。均田制因此遭遇了沉重打击，随之而来的便是两大社会问题。 其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兼并，农民没有土地可分配，而赋税却没有相应减少，导致大量农民逃亡，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其二，原本以均田制度为基础的府兵制也开始崩溃。为了应对兵员的不足，唐朝不得不转向募兵制，但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支出大量的资金来维持军队的开支，导致财政负担加重。这一系列问题，只是潜藏危机的冰山一角。

与此同时，周边的少数民族势力如吐蕃、南诏和回纥等也逐渐强大，边疆战事不断，导致国家的兵力和财政压力不断上升。然而，唐玄宗并未能察觉到这些危机的严重性，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反而过于乐观地认为盛世的繁荣可以持续下去，这无疑为后来的动乱埋下了隐患。

再来看唐玄宗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处理方式。他并未对症下药，而是采取了应急的、表面化的解决方案。面对财政危机，唐玄宗并未采取全面的节流措施，而是选择了开源政策。尽管开源和节流并非对立，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节流措施本应是缓解财政压力的过渡手段。然而，唐玄宗在选择开源派人物如李林甫、杨国忠时，显然是走错了路。李林甫和杨国忠上任后，凭借权臣身份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不仅大肆搜刮民财，还通过卖官鬻爵来扩大自己的权势，结果整个朝廷的腐败现象愈加严重。与此同时，唐玄宗个人却沉迷享乐，远离政事，这使得朝廷内部的运转大乱，危机的积累和恶化更是无可避免。 此时的唐玄宗也未曾意识到，长时间的和平日子让大唐的武备逐渐废弛，府兵制的衰败和募兵制的不健全，使得内地军队的战斗力大幅下降。这个时候，唐军的士气低迷，战斗力不足，面对安禄山的叛乱时，初期的节节败退便成了必然。

唐玄宗的另一个致命错误，便是在安禄山的崛起过程中，对其的盲目宠信。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玄宗对安禄山的过度信任，给予了他巨大的权力——安禄山掌管了大唐北方的三镇兵力。事实上，这种安排本身就充满了隐患，因为节度使制度本身就是将大量军权下放到地方，已经给中央政权造成了巨大的治理难题。然而，唐玄宗为了打击与太子关系较好的王忠嗣，反而大力任用胡人将领，并且将如此关键的军权交给了安禄山。这不仅让安禄山积累了越来越强大的实力，也埋下了叛乱的隐患。

在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唐玄宗的应对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初期，玄宗对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充耳不闻，直到事态愈发严重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早已错失了最佳的防御和反应时机。面对叛军的进攻，唐军一度无力应对，且在短短的时间内，洛阳和长安两座重要城市相继沦陷。与此同时，唐玄宗又未能做出果断的决策，而是选择了逃往蜀地，以避开战乱。这种逃避行为，虽然暂时保全了自身的安全，却彻底放弃了应对叛乱的主动权。

可以说，唐玄宗的治国失误一错再错，导致了从盛世到动乱的急剧转变。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失去了应有的防范和应对能力，致使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给大唐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最终，这场叛乱导致大唐的根基大为动摇，曾经辉煌的盛世景象再也无力复回，帝国的衰落也由此拉开了序幕。正如历史所言，成也唐玄宗，败也唐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