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众多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每当某人在某一领域取得非凡成就时，我们便为他冠上圣的称号。比如，诗歌方面的诗圣杜甫，武功方面的武圣关羽，绘画领域的画圣吴道子等。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均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典范。

然而，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圣字背后，几乎没有人能够被赋予全圣的荣誉，或者说，被大家所熟知的圣人。若武圣是指在武道上登峰造极的人，那么圣人自然应该是指在做人、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都达到完美无瑕，屹立于群英之上，成为众人敬仰的楷模。

正因为圣这一称号的标准如此高远，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半人物被称为圣人。其中一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孔子，另一位是心学大师王阳明，而半个圣人，则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国藩。

那么，为什么孔子和王阳明能成为完整的圣人，而曾国藩却仅仅是半个圣人呢？这就涉及到了对圣人的评价标准。孟子曾言：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这句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圣人的标准：一个人在各个方面充实自己，取得一定的造诣，就可谓美；而他不仅自身美好，还能够将自己的美展现给他人、使之为大众所知，就为大；而当他的影响力足以教化众生、改变万物时，他便可称之为圣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标准即三不朽——《左传》中提到的立德、立功、立言。一个人若能在这三方面都有永恒的成就，他便是不朽的，也是值得被尊为圣人的。

孔子自不必多说。他的德行、学问深受万世敬仰，身边的弟子也都恭敬有加。首先，他在立德上无可挑剔。他所提倡的仁爱思想，成为了整个中华文化的核心，在中华大地上传承至今，影响无远弗届。在立功方面，孔子的贡献也不可小觑。他首开私塾，大力倡导教育，提出了有教无类的理念，为后来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当时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促进了思想的繁荣。在立言方面，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创立者，他的言论影响了历代皇帝与百姓，成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柱。孔子正是凭借着这些成就，达到了大而化之的境界，因此他被尊奉为圣人，理所当然。

至于王阳明，他是明朝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生于1472年，主张心学，提倡知行合一。在德行方面，魏禧曾评价他为三百年内德行的第一人，足见他之高洁。他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理论，成功突破了当时程朱理学的僵化局限，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和行动力，使得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王阳明的心学不仅使明朝的思想焕然一新，还影响了东亚的文化圈。可见，王阳明的功绩同样达到大而化之的层次，被称为圣人也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曾国藩的故事则稍有不同。生于1811年的他，1838年便高中进士。此后，他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逐步成为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蔡锷曾评价他为带兵如带子弟，宽厚仁慈，可见他在立德方面已经表现得非常出色。在立功方面，曾国藩的贡献也无可厚非，特别是在洋务运动期间，他积极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力量。

然而，曾国藩被称为半个圣人，最终还是因为立言这一点未能达到圣的标准。回顾曾国藩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程朱理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并且在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方面也有所成就。但他的一生忙于镇压叛乱和参与洋务运动，直到1872年去世，始终没有机会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思想，撰写著作，留下思想的遗产。因此，尽管他在立德和立功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立言这一点上未能成就真正的大而化之。 所以，曾国藩尽管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英雄人物，依然被后人视为半个圣人。然而，无论是孔子、王阳明，还是曾国藩，他们的品行、学识与功绩，都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成为我们不断追求卓越与完善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