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大家都对走西口感兴趣，那咱们就再来聊聊这段历史。

走西口与闯关东发生的时间差不多，主要的移民潮也都集中在清朝末期和民国初期。它们的成因其实很相似，都源于人口激增，加上自然灾害频发，许多人被逼得没有生路，只能选择逃亡。然而，虽然两者有着相似的背景，走西口这一话题之所以能单独成为一个讨论点，还是因为它与闯关东有着一些显著的不同。

首先，我们得搞明白走西口这个词字面上的含义。这里的口，指的是明长城的关口，实际上和闯关东中的关有着相同的意思。那么，所谓的西口指的又是什么呢？这个话题其实有些历史背景。

当年，朱元璋打败了蒙元势力，把蒙古驱逐到了漠北，建立了大明帝国。此后，蒙古分成了两股势力：西边的是瓦剌，东边的是鞑靼。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瓦剌人并不自认是蒙古人，他们称自己为卫拉特。而在明朝的语境下，鞑靼才是指蒙古人，这和现代我们所说的鞑靼一词并不是一回事。

由于大明与蒙古（鞑靼）天然敌对的关系，双方的经济交流几乎是断绝的。为了遏制蒙古的崛起，明朝甚至主动关闭了长城的关口，不允许商人出关，实行经济封锁，目的就是防止蒙古和外界的联系。而且，瓦剌的入侵行为，比如土木堡之变，更是让明朝对北方的交流产生了深刻的戒备心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隆庆年间才有了转机。那时，鞑靼的首领是俺答汗，尽管他与大明有过多次冲突，但他始终希望能够与大明互市。毕竟，与大明作战，损失惨重，而且往往难以得到足够的战利品，而背后的瓦剌也虎视眈眈，给鞑靼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大明的局势也很严峻。长期的东南倭寇骚扰和北方蒙古的威胁让明朝非常疲惫。于是，隆庆继位后，决定在东南放宽海禁，开始与蒙古的互市，这一历史事件也被称作隆庆和议。

一旦开启互市，边防的关口就不再单纯是军事防线，变成了通商口岸。河北的张家口和山西的杀虎口，成为了最重要的两个关口，其中河北的张家口被称作东口，而山西的杀虎口及其周边地区则是西口的代名词。

因此，狭义上的走西口，就是指从杀虎口出关，而广义上则是指所有从关口出去后，向西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人流。实际上，从明朝隆庆年间起，汉人就开始有了走西口的历史，只不过人数较少。清朝入关后，由于满清将蒙古人视为盟友，出于警惕，曾有一段时间不允许汉人往蒙古地区流动。甚至有段时间，满清政府还禁止蒙古人南下放牧。

即便在这样的限制下，少量的垦荒者依然前往蒙古，但满清政府并不允许他们在外定居，要求他们春去秋回，可以说是北漂式的迁移。这些人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始终无法真正扎根。

然而，这一禁令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满清实施摊丁入亩政策，国内人口急剧增加，而内蒙古地区又缺乏足够的龙兴之地来安置这些日益增多的民众。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向西迁徙，尤其是那些因为灾荒无法在内地生存的人，逐渐把眼光投向了内蒙古。

真正的移民高峰，出现在清朝末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内地人口的持续暴增，另一方面也因灾荒不断，光绪年间的旱灾就导致了至少一千万人死亡，其中以山西为最，估计死亡人数占了一半左右。而且，山西西部、北部以及陕北一带的地形多山，降水量少，土地贫瘠，常年耕作也难以得到足够的粮食供给。这些地区的农民生存极为艰难，许多人开始了走西口的旅程。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另有一个主观原因促成了走西口的兴起，这点与闯关东有所不同。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李鸿章与奕劻等人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的赔款高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而且分期支付，每年还要支付利息。 为了筹集这笔庞大的赔偿款，大清政府想出了不少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全面开放内蒙古的土地，鼓励汉人去垦荒。但这些垦荒者必须先交钱才行。于是，大量的汉人开始涌入内蒙古，推动了走西口的潮流。 今天的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巴彦淖尔、包头等城市，正是当年走西口的重要目的地。而山西乔家大院的乔家，就是走西口历史中的代表人物。乔家初代家主就是从山西逃荒到包头，靠着开荒发家致富。乔家的声名显赫，甚至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 下期我们将继续讲述南洋的移民故事，把这一系列移民的历史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