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随着抗战胜利的号角吹响，山东八路军6万余人挺进东北，为即将开始的解放战争蓄力。山东八路军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开国中将杨国夫就在其中。

杨国夫是安徽霍邱走出的鄂豫皖红军将领，他不仅能打仗，更善于创建根据地。其这种能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显现，在他主导下，清河、渤海军区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到抗战后期，杨国夫已成长为与许世友、王建安、陈士榘并列的山东五大二级军区司令员之一。

1945年10月，杨国夫率领由渤海军区主力组建的山东第7师挺进东北。这支部队不仅战斗力强悍，更掌握了当时罕见的爆破攻坚技术，能够逐街逐屋推进。而留在山东的渤海军区余部，不久后发展成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成为宋时轮麾下“排炮不动”的铁军。可以说，杨国夫一手塑造了两个野战军的骨干力量。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优势资源组建五大主力纵队，其中第六纵队的组建与杨国夫关系最为密切。该纵队下辖三个师，其中第17师（原山东7师）和第18师（原渤海军区部队）都是杨国夫的嫡系。因此，六纵组建后，司令员应该非他莫属。

可让人意外的是，六纵首任司令员并不是杨国夫，而且后来六纵司令员连续换了几位，一直作为副职的杨国夫都没有被扶正，这其中都是什么原因呢？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第一次错过。上级选中了陈光。刚才讲了，六纵组建时有两个师是杨国夫带出来的。但是，还有一个16师非常特别。这支部队的前身可追溯到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掌握的正规武装，历经红一军团第2师、八路军115师685团等改编，堪称“铁军师”。

而当时被派往东北的陈光，不仅曾担任红2师师长，还代理过八路军115师师长，与16师有着绝对的渊源。其资历之深、战功之著，在东北民主联军中罕有匹敌。

考虑到陈光的整体资历明显高于杨国夫，而且16师是他带出来的功勋卓著的老部队，指挥起来更加得心应手。因此，上级选中了陈光出任首任六纵司令员，杨国夫只能担任纵队副司令员了。

第二次、第三次错过，因为洪学智的回归与黄某胜的空降。陈光在六纵的任期并不长，几个月后因指挥问题被调离。按说，这该是杨国夫接任的最佳时机。然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安排：调洪学智担任六纵司令员。

洪学智与杨国夫同为红四方面军出身，但资历更深——红军时期曾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更重要的是，六纵16师在抗战后期曾隶属新四军第3师，而洪学智当时正是该师副师长。这层渊源使得洪学智对16师的指挥更具优势。杨国夫再次与转正机会失之交臂。

1948年3月，洪学智被调往后方任职，六纵司令员职位再次空缺。然而，杨国夫等来的不是晋升令，而是另一位名将黄永胜。原来，黄永胜原是东野八纵司令员，因病离岗治疗后，其职位已被段苏权接替。野司权衡之下，将黄永胜安排到六纵。在上级看来，黄永胜的军事指挥能力略胜一筹。杨国夫第三次错过了机会。

第四次、第五次错过，是因组织的安排与权衡。辽沈战役结束后，黄永胜调回更熟悉的八纵，六纵司令员职位第四次空缺。然而，杨国夫依然未能如愿——先前调往后方工作的洪学智，此时重新被任命为六纵司令员。

时间来到1949年，随着全军整编，六纵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43军。此时洪学智升任15兵团第一副司令员，43军军长职位终于空出。部队有杨国夫从山东带出的老底子，他一直在这里任副职，按理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历史再次上演相似剧情：与杨国夫同为43军副军长的李作鹏，更受野司首长青睐。李作鹏曾是“铁军师”（16师）师长，而这支部队在四野体系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最终，李作鹏被确定为新任军长。

不久后，随着全国解放进程加快，大量干部需要转业到地方工作。1949年6月，杨国夫被任命为江西军区副司令员，从此离开了野战军序列。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执掌这支亲手参与创建的部队的机会失之交臂。

只不过，1955年授衔时，组织并没有忘记杨国夫，授予他中将军衔，与梁兴初、吴克华、胡奇才、李作鹏等曾执掌主力纵队的将领并列。

这一结果充分说明，组织对他的历史贡献给予了高度认可：无论是创建渤海军区，还是率部挺进东北参与建军，他的功绩都被铭记在军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