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双方开启了一系列的合作。就在这一时刻,日本方面提出了一个令中方代表困惑不解的请求——他们愿意以高价购买包头钢铁公司堆放的矿渣。这一请求让所有人感到意外,因为炉渣本是废弃物,似乎毫无价值,反而会占用大量空间,且有一定的环境污染风险。为何日本人会提出如此奇怪的要求?
当时的包头钢铁公司,坐落在内蒙古,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钢铁基地之一。每年堆积的炉渣数量惊人,按理来说,这些堆放的废旧炉渣应该是负担而非资源。但日本人却愿意高价收购,这背后一定有某种玄机。显然,财力雄厚的日本人不会做赔本生意,究竟他们打的什么算盘呢?一部分敏感的部门人员感到事情不太简单,便将这一情况迅速上报给周恩来总理。 在与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商讨之后,周总理果断做出了决定——拒绝合作,继续封存这些炉渣。这样一项看似不合逻辑的决定,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意呢?尽管此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初期,急需资金与资源,日本愿意以高价购买这些废弃的炉渣,看似是一桩互利的交易,但周恩来的选择却是明确的拒绝。 若要理解周总理的决策,就必须将目光回溯到3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那时的一场大捷与这次事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底,为了减轻南线的压力,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将军在包头地区发起了著名的包头战役。他率军趁夜发动突袭,成功收复了包头,并痛歼了3000多名伪军。在这次战役中,傅作义意外发现,包头城内被歼灭的敌军中,包括了一支日本的特殊勘测队。该勘测队名义上是进行科研活动,实则是在包头周边地区进行矿产勘探。然而,这支队伍未曾预料到会遭遇中国军队的突袭,最终被团灭。 遗憾的是,尽管这支勘测队被消灭,但他们的相关调查成果却被送到了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科研机构。日本人因此能够继续深入研究包头地区的矿产资源,尤其是对其中一片几乎未经开发的矿区——白云鄂博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直到抗战结束,日本方面仍组织了多个调查小组对这片矿区进行了详尽的勘探,并掌握了关于矿产分布和开发方案的详实数据。 幸运的是,尽管日本人有着完整的开发计划,但由于抗战的爆发,他们未能及时实施这些计划,白云鄂博矿因此避免了被掠夺的命运。然而,30多年后,包头的矿产资源再次引起了日本的关注。当中日邦交恢复时,正是日本提出了高价收购包头钢铁公司堆放的矿渣。 日本人对于这些看似普通的炉渣毫无兴趣,他们真正垂涎的是其中蕴藏的两种世界级稀缺矿产——稀土与萤石。早在1940年代,日本人通过对包头地区的调查,就已得知此地蕴藏着世界上罕见的稀土资源。对于稀土的价值,日本人深知其重要性,特别是对于萤石和稀土元素如铈、锒等,它们的矿产价值远高于普通钢铁。因此,日本人意识到,包头钢铁公司的炉渣中,潜藏着极为珍贵的资源,这让他们愿意不惜重金购买。 那么,为什么中国方面对于这批废弃炉渣并不急于开发利用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技术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期受到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尤其是关于稀土的开发与应用,西方国家并未将相关技术对华开放。中国只能依靠自己开展研究,从头开始积累稀土开采与利用的知识。 事实上,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早发现了包头地区蕴藏的珍贵稀土资源。早在1927年,一个由中国和瑞典组成的联合科学考察团便进入绥远地区进行矿物勘测,成功发现了一座巨大的露天铁矿,并从中分析出稀土矿物如独居石和氟碳铈矿。这个发现不久便在相关学术刊物上发表。但由于当时正值战乱,军阀混战与日军侵略,中国的稀土研究几乎停滞,原本可开发的矿藏也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的重工业建设快速步入正轨,包头地区的白云鄂博矿再次引起了注意。1953年,政府决定建设包头钢铁公司,并着重开发这一地区的钢铁资源。然而,在最初的开发阶段,中国在钢铁生产和稀土利用之间走了一些弯路。苏联专家建议先开发易开采的东矿,但却忽视了稀土资源的巨大潜力。 中国科学院的叶渚沛教授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白云鄂博矿拥有的稀土资源比普通铁矿更具价值,应该优先考虑建立稀土开发的工业基地。然而,由于当时的国家发展重点是钢铁生产,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稀土资源的开发被暂时搁置。与此同时,由于过度开采铁矿,包钢的设备损坏严重,也错失了稀土资源的最佳开发时机。 幸运的是,随着时间推移,稀土问题逐渐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在1964年,邓小平亲自来到包头进行调研,他明确提出:白云鄂博是座宝山,要很好地开发利用,我们要搞钢铁,也要搞稀土。他对稀土资源寄予了厚望,希望能够像中东的石油一样,为国家带来可持续的财富。 从那时起,包头的稀土开发逐步进入了国家的科技规划,并得到了大力支持。为了避免稀土在开采过程中被浪费,包钢特别将含有稀土的尾矿封存,以便日后二次利用。当日本人再次提出购买炉渣时,中国专家一眼便看穿了他们的目的,最终这笔交易未能成行。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稀土资源逐渐被广泛应用,成为全球重要的战略资源。然而,稀土的低价出口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虽然在稀土资源上占据全球最大份额,但技术含量较低的原材料出口依然存在巨大市场空缺。面对这一局面,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限制稀土的出口,并要求日本企业以技术合作的方式交换稀土资源,避免将资源廉价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