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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日报）

□ 尤国勋

蒯天的长篇历史小说《海州吉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以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为背景，讲述了海州举人吉杲回乡救师、京城智斗权贵、造福海州百姓的传奇故事。

小说《海州吉杲》中的吉杲，虽不见于正史，却在古海州（今连云港地区）民间长期流传，与卫哲治、苗坦之并称地方智慧人物代表，以其诙谐幽默、侠肝义胆的形象深入人心，堪称海州乡野中的“东方朔”。

长期生活在连云港的作家蒯天，以蒲松龄“搜奇记逸”般的执着，广泛采集民间传闻，将吉杲这一口传人物锤炼提升，终铸就《海州吉杲》这部文学巨著，实现了从民间传说到艺术典型的跨越。

小说《海州吉杲》中的吉杲，胆识过人、智勇双全，常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颇有“吉星高照”之运。且看他出场时的描写：“俊秀的方圆脸上毫无青涩之气，两道浓眉如蚕……一看就是个胸有丘壑、心怀大志的不凡之人。”这样的正面形象，契合老百姓对乱世豪杰的期待。

《海州吉杲》以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为背景，以“草根英雄”吉杲的个人命运起伏为主线，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紧密交织。然而，更值得品味的是主角“吉杲”其名。在我看来，“吉杲”二字，既寄托着“吉星高照”的民间祈福，更暗喻着人物立于乱世的“极高”（谐音“吉杲”）品格。

吉杲之“极高”，首先体现于智与情的交融。他多次身陷险境，每每以智破局。如第五章《虎穴探路》中，他与金连珠共商营救韦良清之策，提出“计赚人质、借力打力”，尽显谋定后动的沉着。胆识与武艺“极高”，则是吉杲孤勇抗世的底气。第八章《戴罪入京》中，他明知凶险仍挺身而出，体现了临危不惧的大丈夫本色。威望之“极高”，则是吉杲精神底色的外化，第十二章《州衙侠影》中他坦言：“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这般朴素的民本思想，正是他被称为“吉青天”的根源。

除了对人物精神内核的深度挖掘，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的匠心独运，亦是成就这位“草根英雄”的关键。蒯天深谙“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将严谨的历史背景与灵动的民间传奇巧妙嫁接。

首先，在叙事格调上，作者成功运用了“传奇化”与“平民化”并置的双重视角。一方面，小说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铺排，如“虎穴探路”“戴罪入京”等章节，赋予了吉杲传统侠义小说中英雄般的传奇色彩，让故事充满了“奇”的张力；另一方面，作者又极力避免将主角神化，而是通过大量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描写，还原其作为“草根”的烟火气。吉杲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祇，他有儿女情长的牵挂，也有面对时局的无奈与挣扎。这种“以史为骨，以传为肉”的艺术手法，使得吉杲这一形象既具备了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民间故事的鲜活性。

其次，不仅是小说家，更是戏剧家的蒯天，将戏剧的冲突美学完美融入了小说创作，这一点在《海州吉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全书场景切换明快，对话机锋藏韵，每一章的结尾往往设置悬念，牢牢抓住了读者的阅读节奏。特别是在处理正邪对立的场面时，作者善用“反衬法”与“白描法”，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戏剧张力，更在字里行间凸显了吉杲作为“清流”的精神高度。

再者，地域文化的渗透也是本书的一大艺术特色。作者叙述中自然流淌着浓郁的“海州风味”，无论是对海州风土人情的细腻描摹，还是人物语言中夹杂的方言俚语，都极具地域辨识度。这种语言风格不仅构建了真实可感的“在场感”，更成为了吉杲这一人物扎根乡土的文化凭证。

蒯天的《海州吉杲》无疑是他在历史小说领域的一次深潜探索，期待他继续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沛养分，创作出更多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