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义州火车站，2019年10月3日，上午十一点。

阳光从站台斑驳的玻璃顶棚漏下来，切出一道道明暗分界线。第五个穿军绿色制服的男人推门进入我们包厢时，我的手心已经把相机背带攥湿了。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沉默地打开每一个行李箱，手指像安检仪探头，缓缓划过我们的私人物品。于大姐的泡菜、刘老师的降压药、广东陈姨塞在夹层里的十三香——他一样一样翻出来，又一样一样放回去。

翻到我的背包时，他停住了。

那是一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包装袋上印着一大块纹理清晰的酱牛肉、对半切开的卤蛋、翠绿的葱花。汤汁被拍得像琥珀，热气袅袅升腾，整幅画面散发着一种过于丰盛的、近乎虚假的完美。

他的拇指按在包装袋的牛肉块上，轻轻摩挲了一下。

那片油墨印刷的肉不会动，不会化，不会进任何人的胃。它只是在那里，在2019年秋天新义州潮湿的安检大厅里，在三十岁出头的朝鲜男人粗糙的指尖下，像一个来自平行世界的图腾。

他没有没收。也没有问。只是把那包面放回原位，盖好行李箱，起身走向下一个旅客。

关门时，他的影子在门框里停留了半秒。

小卢是下午四点在月台上出现的。

她穿粉色长裙，胸前的金日成徽章流苏齐整地垂着。二十五岁，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毕业，普通话标准得像录音机，只是每个字的尾音都轻轻收着，像怕吵醒谁。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这句话她每天都要说。说的时候微微扬起下巴，眼睛望着车厢中部的某扇窗户，不是看人，是看一个需要被凝视的方向。

我注意到她说完这句话后，轻轻抿了一下嘴唇。像咽下什么。

羊角岛酒店三十一层，窗外是大同江，江面比我想象的更窄，窄到可以目测对岸柳树的枝杈。晚饭后我在走廊里抽烟，拐角处传来细微的塑料摩擦声。

是小卢。她蹲在消防栓旁边，借着安全出口指示灯的绿光，把什么东西往制服内袋里塞。动作很轻，像藏一只受惊的麻雀。

我咳嗽了一声。

她猛地站起来，脸上的慌张还来不及收，手已经按在胸口——那枚徽章下面，鼓起来一个小方块。

“金同志，”我指指那团鼓起，“你口袋里，方便面吗？”

她没回答，只是垂下眼睛。睫毛很长，盖住了瞳孔里所有正在快速撤退的情绪。

“今天安检的那个军人，”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是我哥哥的高中同学。”

我愣住了。

“他认出你了？”

“他认出那包面。”她停顿了一下，喉结微微滚动，“他说，包装上的肉，画得真好。”

那天夜里，我开始注意小卢收方便面的方式。

不是所有中国游客给的她都收。于大姐那桶泡过的、还剩半碗汤的——她婉拒了。刘老师那袋过期三个月的五连包——她收下了，趁人不注意塞进挎包最底层。陈姨从保温袋里掏出的出前一丁，包装上印着日文，她看了很久，像读一封远方来信。

第三天傍晚，在妙香山某个洗手间门口，她突然问我：“张同志，方便面里的肉，是真的吗？”

我张了张嘴。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那些干瘪的、指甲大的、泡发后像海绵一样的褐色颗粒，是真肉还是豆制品，包装上有没有注明，配料表第几位……在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货架前，这一切从来不是问题。

“是真的，”我说，“但不多。”

她点点头，像这个答案已经足够。

“我弟弟去年生日，说想吃一碗真正的牛肉面，”她看着远处的山林，秋色正从山脚一点点往山顶爬，“不是方便面，是电视里那种，大块的、炖烂的、筷子一夹就化的。”

“吃到了吗？”

“没有。”她低头整理胸前的流苏，“今年也没有。明年可能也没有。”

她突然笑了一下，很轻，像风吹过稻穗：“所以他最喜欢你给的那种，包装上印着大块牛肉的。他说看着就饱了。”

我没有笑。

第四天晚上，误会发生了。

从开城回来的大巴上，于大姐神秘兮兮地捅我：“你看，那个当兵的。”

透过车窗，羊角岛酒店门廊下，一个穿人民军制服的年轻人正和小卢说话。他手里拎着那个眼熟的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这几天游客们塞给小卢的方便面。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原来她在监视我们。”于大姐压低声音，“那些面都被收走了。”

晚饭时，小卢像往常一样端坐导游专座，米饭一粒一粒地扒进嘴里。我看着她，突然觉得那张脸变得陌生。

饭后在电梯口，我叫住她。

“金同志，那包方便面……你弟弟收到了吗？”

她转过身，眼睛里有一瞬间的茫然。

“今天下午那个军人，”我尽量让声音平静，“把面都拿走了。”

她怔怔地看着我。三秒。五秒。然后那双眼睛慢慢地、慢慢地红起来。

不是愤怒，不是委屈，是一种更深的、被误读之后不知该如何辩白的无力。像一个人站在河这边，对岸的人却认定她站在河那边。

“那是金中尉，”她的声音开始发抖，“我哥哥的同学。他每个月来取一次东西，托人带去边境。不是收走，是带走。”

“我弟弟在罗先哨所，”她低下头，睫毛上已经挂了细碎的光，“冬天零下三十五度，岗亭里没有暖气。他跟我说，姐，每次站夜岗，我就想那碗面。不是想吃，是想包装上那个肉。红的，亮的，热气冒着的。”

“想着那个，就不冷了。”

眼泪掉下来的时候，她没有擦。只是站在那里，在羊角岛酒店三十一层的走廊里，在节能灯管惨白的光线下，让那两行水痕慢慢地、慢慢地划过颧骨，没入领口那枚永远闪亮的徽章下面。

我没有道歉。道歉太轻了。

我从房间拿出剩下的四包面，塞进她手里。她低头看着包装袋上那片油墨印刷的、永远不会变冷的牛肉，拇指轻轻抚过那团红褐色的色块。

“替我弟弟谢谢你，”她吸了吸鼻子，“他知道这是真的。”

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

参观万景台时，小卢带我们经过一间陈列室。玻璃柜里有一张褪色的黑白照片——1950年代，金日成视察某个农村，蹲在田埂上，从一个老农手里接过一碗米饭。

“领袖说过，”小卢讲解的声音很稳，“要让人民每天都能吃上白米饭、肉汤。”

她的眼睛扫过我们，停留了半秒。

“我们正在实现这个目标。”

回平壤的路上，大巴经过一片国营农场。秋收后的田野只剩下齐整的稻茬，几个穿深蓝工装的女人蹲在地里，用剪刀把漏网的稻穗一根一根剪下来。

小卢看着窗外，很久没说话。

“我外婆，”她突然开口，“1997年冬天，把政府配给的粮食都留给我妈。自己吃了三个月树皮。”

“临终前说，想吃一口白米饭。”

车厢里安静得像停尸房。

“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事了，”小卢转头对我们笑了一下，眼眶还红着，嘴角已经扬起标准的弧度，“现在不会了。现在我们有方便面了。”

没有人接话。

离别在新义州。

还是那间安检大厅，还是那个穿军绿色制服的男人。他检查我的行李时，看到了小卢临别塞给我的那包牡丹峰香烟。他拿起来看了看，放下，什么都没说。

临出门，他突然开口，用很慢很慢的中文：

“同志，那个……肉，画得好。”

我愣了一秒，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五天前那包方便面。

“下次，”他停顿了一下，喉结滚动，“下次能带一包……真的肉的吗？”

窗外，小卢站在月台上。粉色长裙被北风吹得贴在身上，她一动不动，像一株在盐碱地里开了整个秋天、还没凋谢的花。

列车启动时，她把右手轻轻按在胸口那枚徽章下面——那里鼓起来一小块，是今早我塞给她的最后一包面。包装上印着大片纹理清晰的牛肉，对半切开的卤蛋，翠绿的葱花。

她没挥手。只是站在那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终缩成一个粉色的点，融化在新义州灰白色的天际线里。

手机信号恢复那一刻，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搜索：方便面里的肉粒，到底是什么做的。

答案是：复原肉，即大豆蛋白与少量肉类加工而成。配料表第三位，执行国家标准。

我把屏幕按灭。

窗外的丹东华灯初上，霓虹灯在江面碎成千万片金箔。我突然很想告诉她，那些包装上的肉，其实是画出来的。不是虚假，是另一种形式的真实——像一个贫穷但骄傲的民族，在配料表里为自己保留的、关于未来的所有想象。

但那片油墨印刷的牛肉，在那个朝鲜军人粗糙的指尖下，在一个边境哨所少年零下三十五度的胃里，在一个姑娘吞咽了二十二年的家族饥饿记忆里——

它早就是真的了。

比任何真肉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