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逼迫清政府割让香港岛，开放5处通商口岸，取消中国海关自主权，允许英国进行自由贸易。《南京条约》和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从封建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清政府丧权辱国，日薄西山，与之同时走向衰败的还有封建王朝的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前身叫做羁縻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是封建社会对管辖地区推行的一种地方自治制度。

元朝时期，蒙古帝国征服了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湖南湖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节约管理成本，结合唐宋时期羁縻政策的蓝本，本着“土官治土民”的原则，创立了土司制度，在西部偏远地区实行。

皇权背书下的土司制度——喜忧参半

土司相当于地区的土皇帝，拥有自己的土地、军队，可以自己制定政策、法律，本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行事，世袭罔替。

中央朝廷给土司颁发委任状、印信和敕命，为他们的统治做背书。作为回报，土司要按时给朝廷纳贡，献上一些地方特产，主要是马匹、朱砂、木材，朝廷有难的时候，土司军队也要被征调作战。

从元朝到1955年，土司制度大概实行了600年，那么最后一个土司是谁，新中国又会怎样对待这位最后的土皇帝呢？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简称芒市，方氏土司的发家之地。明朝洪武年间，方定正因为立功被授予芒市长官司长官，后来升任安抚司安抚使，世代统治芒市地区。

据《明史》记载，方定正获洪武帝朱元璋的册封后，在芒市设立了土司衙门作为行政、司法、军事指挥中心。明清时期芒市的面积大约为1500平方公里，相当于现代一个中等县区的规模。

芒市的面积虽然不算很大，但是大部分都是山区，村寨也较为分散。为了便于管理，方定正将自己的族人纷纷提拔上位，让他们管理各个村寨部落，定期召开议事大会，处理地区事务，协调各村寨的矛盾等。

芒市是傣族和景颇族聚居区，这两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和宗教领袖，为了稳固统治，方定正一直沿用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他和两族的宗教领袖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将政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为方氏土司的长期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明朝在滇西边疆的代理人，方定正在拥有无上权力的同时，也是要背着KPI的，戍边任务是重中之重。

为此，明朝允许方定正征调当地民勇组建军队，在他日复一日的经营之下，滇军有了雏形，这些士兵吃苦耐劳，熟悉地形，善于在崇山峻岭中穿梭作战，俨然成为明朝军队中一股重要力量。

方定正归附明朝，彻底结束了元末明初芒市地区的混乱局面，有效维持了社会稳定，减少了部落仇杀。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延续，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基本不变，也减少了不熟悉当地情况的流动官员带来的横征暴敛和文化冲突，这都是土司制度积极的一面。

不过这种制度毕竟是封建王朝的产物，说到底就是封建农奴制或领主制，阶级剥削依然非常严重，你要说人民生活有多幸福，那是不太可能。

实际上，芒市就是方定正一个人说了算，方氏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利益集团，具有深刻的排他性。在各个关键岗位上，清一色都是方家人，而其他姓氏只能被方氏集团压迫、奴役，敢怒不敢言。

比如，当地农民佃户种地，必须向土司缴纳高额的地租；属民要无偿服劳役，给土司盖房子修路，土司不但不给你一分钱，一日三餐还要自己解决；逢年过节，土司家里红白喜事，属民必须有所表示，一毛不拔的就等着秋后算账吧。

这便是土司制度注定消亡的原因，大多数人都在被剥削压迫中艰难度日，总会有民怨沸腾，彻底爆发阶级斗争的一天。

可是当时压根没人奢望能活着见到这一天，毕竟在方定正和方氏集团背后，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大明王朝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呢，敢造反，怕不是活腻了。

这种世袭封闭的土司制度，虽然保持了社会稳定，但也极大地阻碍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当地生产力水平长期停滞不前，除了土司族人，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毫无幸福感可言。

兄弟反目 命运殊途

转眼几百年过去，经历了明、清两大王朝。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迎来了翻天巨变，可芒市还是曾经那个芒市，就像乱世中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1931年，第26任方氏土司方克明病故，其子方云龙成为第27任土司。

1935年，方云龙病故。按照惯例，本应由方云龙的儿子接任第28任土司，但是孩子年纪太小，所以暂时由方云龙的叔父方克光担任土司代办，暂时行使土司权力。

方克光生于1899年，当时只有36岁。他青年时期受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新文化思想影响，虽然出身土司世家，但思想非常进步，很有家国情怀。

他担任土司代办后，在当地大力推行民族教育，宣传三民主义思想，为此还得到了省教育厅的表彰。

1937年，云南省主席龙嘉云邀请方克光等人来到内地参观，一行人来到上海，正好赶上了日军淞沪登陆的“八·一三”事变。

方克光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径，有心上阵杀敌，奈何双方实力过于悬殊，还是止住了这个念头，从此这颗民族仇恨的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成为他后半生一以贯之的使命。

回到芒市后，政府号召要抢修滇缅公路，打通抗日战争输血管道。方克光积极动员芒市大量傣族、景颇族的劳力投入筑路工程，土司的族人也纷纷参与其中，出钱出力。

在芒市民众上下一心的努力下，仅用短短9个月时间，滇缅公路便顺利修好通车，滇缅公路局总办宋子良授予方克光“襄理”名誉。

1942年1月，日本法西斯占领缅甸，从西南方向对中国发起进攻。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战场，方克光组织万人劳军，但没过多久远征军不敌回国，芒市迅速沦陷。日军派代表找到方克光，希望他能够和日军合作，让他当维持会会长。

方克光为了保住族人只能暂时答应，表面对日本人言听计从，暗地里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为抗日游击队提供支持。

他的弟弟方克胜早就看这个“汉奸”哥哥不顺眼，索性自己拉起一支游击队，在山林中与日军缠斗，兄弟俩从此分道扬镳。

1943年，方克胜扶持方云龙之子方御龙继任芒市土司，也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土司”。

1944年5月到1945年1月期间，中国远征军两个集团军16万人加上美国第14航空队在滇西地区实施大规模战略反攻。作为本地人，方克光积极协助主力部队，提供向导、情报和物资支持，为收复龙陵、芒市等地立下汗马功劳。

芒市光复之后，方克胜公开宣布方克光是“汉奸”，直接夺了哥哥的兵权。随后，他被国民党任命为新的土司代办，辅佐方御龙土司。众叛亲离之下，方克光只能带着家人远走他乡，到缅甸开了一家锯木厂维持生计。

《潞西县志·卷二十二》

土司是土皇帝，总要依附真正的“皇帝”才能生存，方克胜以为自己抱对了大腿，从此坚定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和滇西耿马土司罕裕卿、澜沧拉祜族土司石炳麟一道成为反共土司。

在解放战争后期，他与国民党残部李弥等人勾结，组织地区武装，企图负隅顽抗，拖延全国解放进程。

1950年，新中国已经成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加持下，解放军121团如摧枯拉朽般开赴尚未解放的滇西一带。眼看大势已去，方克胜只好带领亲信西逃，跨过中缅边境，进入缅甸北部丛林地区开启流亡生活。

方克胜本想投奔缅北国民党残部，也叫泰缅孤军，但是在国民党看来，失去了土地、人民的土司还不如一条狗。

走投无路之下，方克胜辗转泰国清迈一带，从此杳无音讯，大概率是客死他乡了。

流亡海外的最后一个土司方御龙情况也很窘迫，据说，这位曾经管理1500平方公里土地的土皇帝，不得不在缅甸老街卖豆腐为生。

此时的方克光还在缅甸做生意，有一天他在当地《仰光日报》中看到了潞西（芒市）解放的消息。一时间百感交集，他很想立刻回国，回到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看一看。但时过境迁，他也有些担心，害怕这一去就要被当汉奸给抓起来，死无葬身之地。

芒市解放军休整后和当地人了解情况，对方克光、方克胜、方御龙的经历做了一番仔细分析。在他们看来，方克胜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到过人民的利益，只想着自己的荣华富贵，已经没有统战的可能；方御龙虽然是正牌土司，但论能力、资历、威望尚不足以服众；方克光虽然曾经当过“汉奸”，不过那是身不由己，在此期间他也为游击队提供了很多帮助，也算功过相抵。

于是，解放军找到方克光的家属，介绍了共产党的政策，希望他们能够劝说方克光回国，回到芒市带领大家把日子过好。

方克光回国后，看见驻军首长非常尊重自己，平易近人，彻底放下了戒心，同意交出土司权力。与此同时，他还写信劝说遮放、瑞丽的逃亡土司回国，一起订立了“拥护解放誓词”。

因为方克光的爱国合作态度，他被任命为潞西县协商委员会主任委员、保山专区联合政府副主席、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还应邀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典。

末代土司和平交出权力

在方克光的劝说下，流亡多年的正牌土司方御龙也回到了芒市，叔侄二人携手同心，建设新芒市。

1953年7月，因为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年仅54岁的方克光恶疾缠身，病入膏肓。为了挽救这位爱国土司的生命，政府还专门为他成立了医疗小组，全天24小时精心照护。

临终前，方克光将方御龙等人叫到身边，对他们说：“要相信党和政府，不要守着落后的观念，该交出权力就交出去。”

方御龙眼含热泪，对着叔父点了点头，坚定的说：“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方克光听罢，欣慰地一笑，缓缓闭上了眼睛。

从土皇帝到人民政府，没有硝烟和战争，也没有扯皮和抱怨，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1955年8月，末代土司方御龙向潞西县政府交出了象征土司权力的象牙印信，这也标志着方氏家族持续512年，28代的统治，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