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吕蒙从未真正打算杀掉关羽。诚然,他确实带兵偷袭荆州,从背后出击了关羽,但与其说他有杀关羽的心,不如说他更希望活捉这位蜀汉名将。实际上,当关羽父子被俘时,吕蒙根本不在现场,他远在江陵。而且,吕蒙并未直接参与围堵关羽的战役。真正将关羽活捉的,是东吴将领马忠,而马忠又是潘彰的直系下属。更重要的一点是,关羽这种级别的人物,绝不是吕蒙随口一句杀就能决定生死的。因此,关羽之死与吕蒙无关,真正下令处死关羽的,是东吴之主孙权。当时的孙权,有着必须除掉关羽的现实考量。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从关羽北伐谈起。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成功夺取汉中,并在同年称汉中王。此时,刘备掌控汉中、荆州与益州,局势看似一片大好。按照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制定的战略计划,刘备只需静待曹魏集团内部出现变故,便可出兵北上,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刘备也确实按照诸葛亮的部署耐心等待,因为《隆中对》中预测的诸多局面——联孙抗曹、夺取荆州、拿下汉中——都已一一成真,这让刘备深信不疑。
诸葛亮下一步的筹划,是北伐统一天下。但在正式北伐前,必须等待曹操病逝、权力交替的最佳时机。只有趁着曹魏内部动荡之际,刘备才有机会北上。然而,就在刘备静候时机之时,关羽却率兵提前行动。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关羽自荆州出兵北上,攻打曹军据守的樊城,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左右三国局势的关羽北伐。 按常理,这类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得到刘备批准,但史料显示,关羽这次北伐并未征求刘备意见,完全是自作主张。这种举动,对于一位久经沙场、忠心耿耿的老将来说,显得颇为出乎意料。其背后原因,可分为客观与主观两方面。 客观上,刘备刚占据汉中,并控制上庸三郡,曹军在襄阳、樊城的防线相对孤立。同时,曹操刚经历汉中之战的败绩,驻守部队士气低落。再加上八月正值长江流域汛期,江汉一带洪水暴涨,襄阳、樊城均遭水淹。如此有利的天时地利,使关羽看到了绝佳出击机会。主观上,关羽内心亦有不满:汉中之战后,黄忠因斩夏侯渊而被提拔,与关羽同列四方将军,关羽虽然名义上为前将军,但心中对黄忠的晋升心存怨气,甚至言道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此外,刘备提拔黄忠、魏延,也让关羽感到潜在的威胁。长年驻守荆州、战事不多,他迫切希望有机会建功立业,证明自己的能力。 于是,关羽绕过襄阳直逼樊城。守城的曹军约七万,由于水势湍急,加之关羽拥有水军优势,最终曹军战败,于禁阵亡。关羽随后分兵包围襄阳,使两城陷入孤城困境。周边驻军与官民纷纷投降,如南阳郡太守傅方等,关羽声势达巅峰,史载威震华夏。 若此局势持续,襄阳与樊城必将落入关羽手中,刘备势力再次壮大。然而,孙权背刺改变了一切。关羽威震华夏,使远在长安的曹操焦急异常:先是六月在汉中失利,紧接着又遭关羽北伐,南阳郡多地投降,曹仁若守不住樊城,关羽势必继续北上,将汉献帝掌控在手,这对曹操无异于灾难。曹操谋士如司马懿、刘晔认为,应联合孙权抵制关羽,而非单靠迁都。 于是孙权接受曹操邀请,派吕蒙等将出兵,经过一系列战役(如白衣渡江),辅以徐晃等人的配合,最终击败关羽。关羽败走麦城,突围时被东吴将领马忠所害。关羽失败,固然有个人原因,更与孙权的策略密不可分。孙权为何答应曹操?尽管东吴与蜀汉一直合作抗曹,孙权仍必须权衡利弊:若关羽得手,势力扩大,将来必对东吴构成威胁;若曹魏占优,则荆州成为东吴家门口的隐患。两种结果皆不利于东吴,因此孙权必须出手。 孙权深知关羽武勇过人,但北伐战线过长,首尾难顾,一旦后方受扰,关羽必将陷入被动。利用这一时机,孙权先安排陆逊在前、吕蒙在后,以白衣渡江策略突袭关羽后方,从而促成东吴胜利。 至于关羽为何必须被杀,孙权也有深思熟虑的理由。首先,孙权最怕关羽投降,否则杀降之名将落于自己。其次,关羽驾驭水军能力卓绝,对东吴威胁极大。最后,关羽性格侠义刚烈,有仇必报,若放回蜀汉,日后势必报复东吴,甚至可能破坏刘备与孙权的联盟。基于这些考虑,孙权决定必须立即处决关羽,避免潜在风险。因此,关羽的死完全是孙权权衡局势、策略与风险后的决策,而非吕蒙所为。吕蒙无私仇、无杀意,仅活捉关羽已足以彰显其军功。而孙权的果断,也导致吴蜀联盟破裂,为曹魏最终称霸创造了时机。若孙权不杀关羽,吴蜀联盟或可借曹操病逝之机北上,改变三国格局。可惜,历史因孙权的决断而改写,曹魏最终成为最大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