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这样评价唐太宗李世民:后世论太宗之治者,则曰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 这段文字提到,后世对唐太宗的治国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不仅成功地结束了隋朝的动乱,还可以与商汤、周武王等古代明君相提并论,且他的治国理政可比肩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
欧阳修也称唐太宗为伟大的帝王,认为他以其果敢、聪慧的政务治理,把隋朝的动乱彻底根除,政治治安恢复得如同汤武盛世的辉煌。欧阳修甚至认为贞观之治有可能达成类似周康的治世局面。 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更是对李世民盛赞不已,他认为李世民的文武才华,远远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帝王,尤其是自三代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就。司马光说: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他强调,唐太宗的才干,几乎是前无古人的。 苏轼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评价了唐太宗,他提到: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太宗之从谏,近乎圣。 苏轼认为,唐太宗与汉高祖、汉光武帝、宋太祖一样,都以宽容、仁爱为基础治理国家,而不是依靠过多的杀戮,特别指出唐太宗非常能够听取忠臣的劝谏,近乎圣明。 接着,梁启超评价明成祖朱棣时指出,他凭借雄才大略,承继了明高祖朱元璋的事业,重新稳定了大明江山,但朱棣的雄心并不仅仅止于国内,他更有大志,欲通过对外扩张来扬名立世。梁启超将朱棣的做法与唐太宗、汉武帝的时代相类比,认为他具有相似的雄心壮志。 然而,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对朱棣的评价则显得不那么肯定,他批评朱棣好大喜功,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过于张扬,导致了安南之战的耗时耗力,给国家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而吕思勉的观点则更加尖锐,他指出,明朝政治的败坏从成祖即朱棣开始,特别是朱棣在使用刑法上的残酷以及宦官专权,给明朝政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从这些评价来看,朱棣与唐太宗的差距不言而喻。两者的政治手段虽有相似之处,但在处理政务的宽容度和治国的方式上,唐太宗无疑比朱棣更为明智。朱棣的很多做法都让人感到残酷,尤其是对建文帝遗臣的屠杀。相比之下,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虽然是一次政变,但他并未伤害无辜百姓,甚至对李建成的部下予以宽恕,许多昔日敌对势力的核心人物,如魏征、冯立等,都成为了唐朝重要的支柱,这显示了李世民的宽容大度。 玄武门之变的伤亡仅限于皇宫门前,最多几百人,而靖难之役却是场长达三年的血腥战争,死伤人数无法估量。战火蔓延到了民间,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朱棣在胜利后并未停止暴力行为,反而对建文旧臣及其家族进行疯狂报复,甚至连书生方孝孺也未能幸免。朱棣的残暴行径无疑让他的名声大打折扣。 更为鲜明的差距在于李世民的军事成就。李世民不仅为唐朝开疆拓土,平定了诸多内外纷争,北灭东突厥、征服吐谷浑、打通丝绸之路等一系列壮举,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而朱棣虽然也曾征战四方,南征安南、北伐蒙古,但这些战争的成果都显得微不足道,尤其是蒙古的强大依旧未能彻底消除,安南战役的耗费也未带来实质性的成效,尤其无法与李世民的伟大成就相比。 除了外部战争,李世民还有一大优点就是能够从谏如流。魏征等臣子虽然屡次提出尖锐的意见,甚至有时让李世民生气,但他总能虚心听取,从不怨恼,始终能保持一颗宽容的心,这种从谏如流的精神得到了当时文人的高度赞誉。而朱棣则完全相反,他的政治手段严苛残暴,特别是在清洗建文遗臣时,展现了过于极端的作风,这种冷酷的做法使得朱棣的名声不断恶化。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理念、宽容度及其开疆拓土的成就,使得他在历史上远超朱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帝王之一。而朱棣虽然也有一定的治国成就,但因其过度的权力斗争、残酷的清洗以及缺乏宽容,使得他的历史地位始终无法与李世民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