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唐代湖南镇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掌控之下。设镇初期，朝廷采用裂地分镇和转移治所的策略，以削弱湖南镇的地理优势和地方独立性，从而强化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湖南藩帅的任免完全由唐廷主导，地方长官多数顺从朝廷，甚至有不少观察使以羡余之名献媚于上。然而，随着黄巢起义的爆发，朝廷对东南地区的控制逐渐失效，本地土著势力崛起，使湖南镇在实质上趋向独立，但因自身实力仍逊于周边强藩，名义上仍需对中央朝廷俯首称臣，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马楚政权时期。

与此同时，湖南镇作为东南藩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晚期一直是中央的重要粮仓，因此其地位非同寻常。湖南镇北接鄂岳镇与荆南镇，东邻江西镇，西通黔中镇，南连桂管及岭南镇，其地理位置极具战略价值。身处长江中游藩镇和岭南诸藩之间，湖南镇长期担当着制衡与协作的角色，直至唐末大乱，才逐渐转向与周边势力的对抗。

从中央对湖南镇的掌控来看，唐廷对其一直高度重视。废镇四年后复置湖南镇的决定便说明了这一点。上元元年，吕諲镇守荆南，平定襄州军乱后，为避免该区域再次陷入混乱，江陵与襄州地区亟需强有力的地方官员来维持秩序。加之战乱削弱了荆襄地方势力，唐代宗同意吕諲扩增属州的请求，将周边若干属州划入荆南镇。

不过，这种扩张藩镇实力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央的长远利益。即便被后世批评为姑息藩镇，代宗也不可能长期坐视不理。荆南镇的属州扩增只是权宜之计。吕諲德高望重，唐廷自然难以直接削藩。广德二年，卫伯玉接任荆南节度使后，代宗趁机将衡州、潭州等从荆南镇中分出，并再次在衡州设镇，成立湖南观察使。

从设镇之初，朝廷便通过裂地分镇和转移治所的手段，削弱湖南镇的地理优势，使其军事上存在先天不足，湖南七州难以形成完全封闭的社会环境。藩帅任免上，多为文人出身且忠于朝廷，唐闵顼以前甚至未曾给湖南镇藩帅加节，即便发生军乱亦如此，可见唐廷对湖南镇的掌控力之强。然而，黄巢起义爆发后，东南地区混乱，湖南镇地方军人势力崛起，唐廷对其控制力逐渐减弱。

湖南镇历代藩帅向中央恭顺。建中年间，福建观察使鲍防、湖南观察使萧复裁去宪官台省衔，以示对中央的顺从。湖南镇藩帅多有盘剥地方百姓、进献财物以讨朝廷欢心的行为，这与中央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密切相关。地方官员常于常赋之外征收杂科，所获税收直接纳入皇帝内库，称为羡余。黄楼研究表明，德宗时期羡余现象极为严重，大中年间，羡余数量甚至成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

湖南镇与周边藩镇的关系亦极具战略意义。其前身衡州防御使，是江西节度使与荆南镇裂地分镇的产物。节度使设立本为加强边境军事统辖，天宝年间，因长期边境战争与安史之乱，唐廷在中原广设节度使，以应对战火和地方割据的风险。江西节度使控制范围过大，战事平息后被分为鄂岳观察使、衡州防御使、江西观察使和宣歙观察使，其中澧、朗二州划归荆南镇。

湖南镇与西南诸藩镇关系紧密，西部与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唐廷难以稳定控制，需采取羁縻政策，以酋帅统之。湖南镇一旦发生动乱，往往需与西南藩镇合作应对。因此湖南镇在唐代西南防御体系中举足轻重。

经济与文化方面，湖南七州在隋末大乱后人口有所损失，但唐代前期社会稳定，人口迅速恢复，北方移民迁入湖南使人口进一步增长。人口增加带动了耕地扩展、工商业发展，也推动了文化进步。湖南镇常为失意官员的贬谪之地，许多文人在此对当地文化有所贡献。科举制度日益重要，官学和私学发展，湖南七州进士数量明显增加。

经济上，湖南七州人口增长带来劳动力增加。隋唐时期，国家整体人口增加，湖南镇在唐代成为东南重要粮仓，粮食产量较高。代宗宝应二年，刘晏指出潭、衡、桂阳谷物丰富，为关中地区兵粮提供保障。唐后期，湖南粮食供给仍为国家重要救济来源，李商隐亦称国用取资，终赖江、湘之入，可见其经济地位之突出。

文化方面，流贬官员与文人到湖南，推动了当地文化发展。科举取士虽不及江南下游地区，但湖南镇仍逐渐形成三代中进士的科举家族，体现出文化积累与教育进步。唐初以行台、都督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湖南七州初属江南道，后属江南西道（连州属岭南道）。唐廷为避免地方割据，将辖州过多的江南西道分治，湖南镇由衡州防御使演变而来，其统辖衡、潭、道、郴、邵、永、连七州，位于湘江、资水流域，联系长江中游、洞庭湖平原及岭南地区。

湖南镇自设立之初便成为中央重要财赋来源，朝廷通过转移治所和裂地分镇策略，既加强了对湖南的影响力，也避免湖南依靠地势割据的可能性，为其在唐代东南战略中奠定了关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