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忻穆王朱见治：为何三甲进士宁愿去从军，也不愿给亲王当侍讲官？
成化八年（1472年）七月初九，朝廷发布命令，任命翰林院检讨李昊出任南京礼科给事中，翰林院待诏王相出任南京国子监学录，中书舍人独孤高与胡琛则被任命为光禄寺署丞。这几项官职在史书中鲜有记载，不是因为它们卓越非凡，亦非因为其官员有惊天动地之功，而是因为《明实录》一向字斟句酌，少有无关紧要之事入录。然而，这些官职在当时的权力体系中并不显赫：翰林院检讨、南京礼科给事中属于七品官；待诏、南京国子监学录则是从九品官。除了检讨与给事中有一定的进士身份带来的权限外，其他职务不过是锦上添花的头衔，中书舍人则可由监生、儒生、布衣文士担任，权力寥寥，仅是一个美观的名号而已。
李昊等人，不过是平凡小官，毫无辉煌业绩可言。他们之所以能在《明实录》中留名，全因皆预选以备忻府官属，也就是他们曾在明宪宗八弟忻王朱见治身边担任侍讲官。这类亲王侍讲官通常是亲王出阁后的班底，为何要将他们调任各职，背后另有深意。 朱见治是明英宗复辟后出生的第一个皇子，生于天顺二年（1458年）闰二月初四，生母为宸妃万氏。他是明英宗朱祁镇的第八子。早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在王振等人的鼓动下御驾亲征，却在土木堡遭瓦剌人俘获，这一事件令世人震惊，英宗也因此赢得了堡宗大明第一战神瓦剌留学生等一系列讽刺与荣誉并存的称号。次年八月，太上皇朱祁镇在部分朝臣调解下返回京师，从此长达七年未见外臣，闲居之余，只能以小事自娱。 在父皇失势的背景下，英宗早期的儿子们命运各异：年长的四子随祖母孙太后居住在清宁宫，老三朱见湜、老四朱见淳夭折，仅有老大朱见深与次子朱见清得以互相依靠；而生于南内的老五至老七，陪伴父皇生活在囚徒般的环境中。相比之下，朱见治作为复辟后的首个皇子，无疑幸运得多，拥有更广阔的皇城天地，生母宸妃万氏在皇室中颇受宠爱，为其子女提供了稳固的成长环境。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十七，明英宗驾崩，幼年的明宪宗朱见深因个人经历格外重视亲情，对兄弟们关爱有加。成化二年（1466年）七月十二，宪宗命太保、会昌侯孙继宗为正使，内阁首辅李贤为副使，持节册封9岁的朱见治为忻王。由于忻王府尚未建成，其藩地未详，可能为山西忻州或其他空置王府。 成化五年（1469年）三月，12岁的忻王朱见治举行冠礼，规格与兄长无异，由太保孙继宗主持，太子少保白圭赞冠，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宣敕戒。冠礼象征成年，意味着忻王需开始履行亲王职责，出阁读书与实际管理能力训练并行。次年二月，宪宗任命进士徐霖、张宽为翰林院检讨，教官董亮、王相为待诏，监生独孤高、胡深为中书舍人，出任忻王侍讲官。侍讲官的主要职责是构建亲王班底，教育只是附带。按例，翰林院检讨可晋升为王府左右长史，待诏可转为王府纪善，中书舍人转任王府审理所职务。明初藩王权重，王府长史地位水涨船高；自明成祖三代削藩后，藩王实权几近剥夺，长史职位也仅余养老性质。对于新晋进士而言，王府官职虽光鲜，实际前途却有限，许多人宁赴地方积累资历，也不愿入王府养老。然而，皇恩浩荡，皇帝命令不可违，若拒绝任命，必受惩处。 成化二年八月，进士周鉴因避选王府官，被弹劾除名，显示了皇命不可违。张宽虽不满被分派为忻王侍讲官，但仍按规服从。他出身湖广襄阳，成化二年丙戌科进士，名列三甲末位，自知才干不尽施展，却暗中筹谋跳出王府，寻找机会。机会很快出现：荆襄地区流民起义不断，张宽愿随都御史项忠征剿，以才干建功。 荆襄地处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历来治乱难分。成化元年（1465年）三月，刘通、石龙等起兵反明，次年刘通被擒杀。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李原再次发动流民起义，项忠被任命总督军务，张宽随其征讨，并提出自己的方略，深得赏识，遂得以脱离王府官职，参与实务，升迁更快。 成化七年（1471年）三月，李昊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侍忻王读书。然而，成化八年（1472年）二月二十四日，忻王朱见治早逝，年仅15岁。史书评价其天性孝友，不事戏弄，为人宽厚端正。宪宗因亲情厚重，赐予侍讲官李昊及家属特别恩典，免去部分礼节约束。朱见治未出诸王馆，忻藩班底未正式组建，这也解释了文章开头的场景。张宽虽曾被迫入王府，但因随项忠征剿荆襄建功，最终脱身，升任正五品云南按察佥事。只可惜其仕途后期张狂，因过失与违法行为被谪柳州卫充军，成为仕途风云中的一段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