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蒙古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次实现大一统的朝代之一，当然也承载了这段重要的历史。然而，在元朝的外交和对外战争中，是否自称中国，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古代中国的概念，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整个国土，而最初是指西周时期的京畿地区。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中原的定义逐渐扩展到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的中下游地区，而在这些地区之外的其它民族和国家，则被统称为四夷。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正是代表着一种文明的先进性，彰显着中华民族在当时所拥有的文化正统和天命。

在元朝时期，尤其是在与东亚及周边藩属国的外交往来中，元朝对外的态度基本上是以中华的身份自居的。在与高丽（今天的朝鲜）的互动中，忽必烈曾通过给高丽国王王禃（高丽元宗）下的手诏中提到：中国之姓虽更，外邦之贵不阙（王恽：《中堂事记》）。这是在强调，尽管元朝的统治者姓氏改变，但中国作为中原的代表，其威望和贵重依然无可比拟。同时，他还向高丽国王送去一封玺书，言辞间透露出中国作为宗主国的自信：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显然，这里已经把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和政治的核心存在，其他周边国家都自觉是其附属与合作伙伴。

类似的情况在元朝与日本的外交中也得到了印证。元朝曾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者，通过外交途径表达两国的关系。在一次重要的国书中，忽必烈明确指出：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言下之意，日本虽与高丽接壤，但与中国的关系尤为重要，且元朝视自己为其宗主国。甚至在描述日本时，元朝使用了蕞尔小邦的词汇，暗示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国，而元朝则是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宰。这种语气和姿态无疑显示了元朝对中国身份的认同，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中央帝国心态。

再例如元朝与安南（今越南）的交往中，1290年元朝派遣礼部尚书张立道赴安南致信时，其中便有这样的语句：江南四百余州，不能当中国之一锋，安南与江南众寡何若，焉能拒上国乎？这一段话毫不掩饰地透露出对安南的威胁，明确表现出元朝的上国地位。无论是以上国的口吻，还是以宗主国的姿态，元朝始终未曾改变其在对外交往中的核心身份——中国。 然而，在非汉文化圈，元朝的身份认同却有所不同。由于契丹国这一称呼在外界语言中没有直接对应的中国一词，蒙古人及其后来的元朝在与西亚和欧洲交往时，通常以契丹国自称。实际上，契丹这一名称在西亚和欧洲的文献中，成为了中国及其王朝的代名词。比如，元朝通过国书与欧洲教皇的通信中，正式自称为大元大契丹国皇帝。这与汉文化圈中的中原自称不同，是因为当时西亚和欧洲的许多民族对中国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与契丹国的接触。实际上，契丹是辽朝的民族称谓，而元朝自称契丹国，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蒙古人对自身作为中原王朝继承者的身份认同。

此外，元朝在西方的历史文献中，始终被称为契丹国。这不仅仅是对元朝的统称，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中国的理解。即便是明朝，西方国家也将其视作契丹国，而在俄罗斯、西亚、东欧等地区，至今仍有部分国家将中国称为契丹。这种称呼的流传，说明了蒙古及其继承的元朝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曾经是契丹国这一代名词的核心代表。 从这些历史事实来看，元朝无论是在汉文化圈，还是在非汉文化圈，都明确自认为是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中，元朝通过自称中国或契丹国，不仅在政治和文化上建立了中央帝国的合法性，同时也体现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和存在感。元朝的疆域之广，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足以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元朝的存在，意味着蒙古族在中国历史中的不可或缺性，也展示了他们对中国的进步与繁荣所作出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