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一过，北宋宣告灭亡；随后，康王赵构在南方建立了南宋，然而相比北宋，南宋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实力上都略显孱弱。直到1279年的崖山海战，南宋最终也走向了灭亡。纵观中国封建王朝史，宋朝常被后世称为弱宋，但讽刺的是，这个看似软弱的朝代，却是中国古代最难以造反的王朝之一。

宋朝自建国到灭亡，前后经历了三百多年岁月。在这期间，农民起义频繁爆发，据史料统计，总计发生了433次。然而，无论起义如何汹涌，竟没有一次真正成功推翻宋朝的统治。北宋时期，较为著名的起义包括王小波和李顺领导的农民军。王小波于公元933年聚集民众，占领青城与彭山，但不久便战死沙场。李顺继位后继续奋战，于公元934年一度占领成都，但在宋军讨伐下，李顺也未能持久，最终于公元955年平叛。

南宋时期，方腊起义稍为人熟知。公元1120年，方腊在歙县七贤村聚众起义，高举讨伐朱勔的旗帜，只要遇到官吏及其爪牙，便不留情面地击杀。方腊起义初期，迅速吸引大批农民加入，攻城掠地，几十座州县相继失守，其部队一度接近百万之众，威慑东南。然而，到了公元1121年，方腊被俘，起义宣告失败。类似的农民起义在宋朝并非个例。朝廷早已习惯了这些骚扰，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平均每年发生1.4次农民起义的频率，也让宋朝在平定叛乱上积累了丰富经验。

那么，宋朝为何如此难以被造反呢？原因之一在于宋朝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的重文轻武倾向。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登基称帝。在庆幸之余，他也心生警惕，生怕武将再度上演黄袍加身的戏码，把自己推下皇位。于是，公元961年，赵匡胤通过宴会，威逼利诱石守信等大将，将兵权全部收归中央，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从此，几乎所有执掌兵权的将领被解除职务，宋朝军权高度集中，但军队的战斗力却因此大打折扣。

《中国通史·北宋的积弱》记载道：太宗灭北汉后，不顾兵力疲敝，立刻进攻……契丹大举深入，便可直达汴梁对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胁殊甚。这段文字生动说明了赵匡胤在兵权上的矫枉过正，以及连年用兵导致北宋武力薄弱的现实。继任的皇帝无一能超越赵匡胤，依旧固守重文轻武的政策，宋朝为了安定，不得不向契丹等少数民族妥协。据《中国通史·北宋的积弱》所述：以岁币成和……国势业已陷于不振。

宋朝对外妥协、对内施加严格控制，甚至对武将和辖下军队都设限，民间力量自然更难壮大。为了避免民众起义，宋朝施行了一系列利民政策，改善百姓生活。学者安格斯·麦迪森推算，公元1000年时，中国GDP总量已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22.7%，经济繁荣让百姓生活水平相对稳定，因此即便发生起义，规模也难以扩展。

《中国通史·政体》指出：内外俱轻之世，则草泽英雄乘机崛起；或外夷乘机入犯。宋朝的政情正是内外俱轻，内部农民起义频繁，而外部少数民族入侵不断。为缓解压力，宋朝优先处理外夷问题，然而军力不足，最终不得不通过赔款暂时安抚外敌。为了筹集赔款，朝廷征收了大量杂税，《中国通史·赋税》记载：田租、口赋、力役以外的赋税……历代当衰乱之际，此等赋税还总是有的。可见，外部压力和杂税制度的并行，使得民众不得不起义，但起义军实力有限，无法真正撼动朝廷。

通过研究宋朝历次农民起义可知，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的起义规模稍大，其余多为地域性起义。换句话说，哪里发生天灾或社会动乱，当地百姓便会起义，但对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反响有限。若宋朝能平衡内外，给予地方官员足够权力，应对百姓困苦，起义频率本可降低。然而唐朝外重的教训历历在目，宋朝统治者权衡利弊后发现，处理农民起义比对付外敌简单得多，因此对这些起义常常不放在眼里，百姓掀不起真正风浪。

总的来说，宋朝对外军事薄弱，但对内有放任造反的底气。国内武装力量不足，大规模动乱几乎不可能发生；民间起义规模小、实力弱，一支部队即可迅速平定。这也造就了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难造反的朝代。

尽管军事薄弱，宋朝在其他领域却繁荣强大，被史家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时期。正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