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课本上流传着两个经典而耐人寻味的故事:上古圣王尧行遍天下,终于找到了理想中的贤士舜,便将自己的首领之位禅让给他,而舜也娶了尧的两个女儿为妻;随后,当舜年迈时,他参照尧的做法,把首领之位传给了治水有功的禹。
然而,禹打破了禅让的传统,建立了夏朝,并将权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原本,禹曾打算将首领之位交给助手皋陶,或者助手伯益,但皋陶意外去世,伯益又不敌启,于是权位最终落入了启手中。虽然启因此遭到部分反对,但他顶住压力,确认了世袭制,自此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从此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众所周知,禅让制是尧创立的。作为上古部落联盟的首领,尧自先秦时期起便成为人们心中的圣王。当时,孔子创立儒家,墨子创立墨家,儒墨并称两大显学,而这两大学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极力推崇尧的德行。 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儒家强调仁爱,墨家强调兼爱,而尧禅让给舜、舜再禅让给禹的故事正体现了这一思想。因此,儒家和墨家都对此表示肯定。《墨子》中记载:古者舜耕历山……尧得之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这种描述让人对上古圣王的仁德充满敬意。 然而,历史细节总是比传说更复杂。奇怪的是,在尧禅让给舜之前,上古三皇时代早已确立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血统继承制度。既然血统继承早已存在,为什么偏偏在这几个圣王手中,却出现了所谓的禅让?《竹书纪年》的出现,似乎颠覆了这一美好传说。 《竹书纪年》的年代早于《史记》,是古代唯一留存至今、未因秦朝的战乱和焚书而损毁的编年通史,由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记。虽然古代对其不甚重视,但现代史学界逐渐认为,《竹书纪年》在某些细节上比《史记》更贴近真实。按照《史记》的记载,上古圣王的禅让看似理所当然,但《竹书纪年》揭示了另一番景象: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这一记载与传统叙述大相径庭:尧不仅被舜囚禁,舜即位后还将尧流放,阻断了父子相见的机会。这暗示尧本欲让儿子丹朱继位,舜抢先出手,占据了优势。舜甚至将尧的手下列为四凶,将其除掉,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鲧。鲧并非因治水失败而被杀,而是卷入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争夺之中。禹因此占据了夏地,待舜年老后,禹战胜舜,将其流放至苍梧;启也照样效仿,除掉伯益。 可见,在古代,真正心甘情愿禅让的人寥寥无几。或许最真心的一例,是唐睿宗李旦,他眼见母亲武则天的强势手段,哥哥李显的悲惨遭遇,种种因素让他觉得皇位并非人生重点,活得自在才重要。即便李旦在李隆基即位后掌握部分朝政,他也未达到乾隆般的权力高度。 历史上其他所谓的禅让,也多是无奈之举:魏孝静帝禅让给齐文宣帝高洋,次年高洋便毒杀了他;周静帝禅让给隋文帝杨坚,当年就神秘死亡,无疑是杨坚所为。这些禅让更多是迫于局势的退让,而非自愿。 尧与舜的禅让,到底有几分自愿,实难考证。但从历史逻辑来看,两人迫于形势让位的可能性更大。这样的过程虽惊世骇俗,却更符合文明发展的轨迹,也让我们看到权力与理想之间的真实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