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后中日双方应对国际调查的手段，看战后舆论控制的重要性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美国人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除了在口头上不痛不痒地谴责了几句之外，美国实际上啥也没做。而到了后来，当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已经暴露无遗的时候，美国人还是不采取实际行动，而是捂起眼睛装看不见，搞起了所谓的“不承认”主义。
而当时的国联虽然力量很弱，可还是派出了多国人员组成的“李顿调查团”，试图还原事发真相。而日本人当时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为了掩盖其侵略本质，他们在外交上和舆论上做了许多努力，伪造了许多的证据。一、日本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
当年虽然没有联合国，但也有一个类似的组织——“国际联盟”，一般简称为“国联”。这是在一战结束之后，列强为了处理国际事务而在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同时也是《凡尔赛条约》的生效日。所以国联的成立是带有浓厚的对德性质的，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
当时的国联总部，是设在号称永久中立国的瑞士日内瓦（目前看来这中立也是有限的），理事会是其主要机构。在《盟约》中规定：国联理事会中的美英法意日五国为常任理事国，另外选举四个非常任理事国。从整体架构来看，当时拥有“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国联，其实和后来的联合国非常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发动九一八的主角日本，恰恰是国联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而美国虽然是倡议国之一，总统威尔逊还因为促成国联的成立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由于美国的国会，导致美国其实并未正式加入国联，最终其常任理事国席位一直空缺。这个国联啊，其实就是英法日意四国说了算。而当年的英国因为曾经的“英日同盟”，又和日本是多年的盟友关系，这两就能当国联一半的家。由此就可以看出，日本在国联的重要地位了。这中国指望着“国联”维持公道，那可真真是应了那句笑话：
堂下所跪何人，因何事状告本官？
而且到了后来，更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本来就是在《凡尔赛和约》生效时成立，目的是为了对抗德国的国联，却在1926年允许德国加入！
这时候的国联就有点搞，开始闹笑话了。而更大的问题是德国不仅加入，而且还一跃成为了常任理事国。所以后来的德意日三大轴心国，实际上都是国联常任理事国——这么一个大杂烩国联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自然就可想而知了。二、日本倒打一耙主动提请国联调查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时的国联曾经两次开会讨论中国东北问题，通过决议要求日本限期撤军，并且要由各大国派代表察看决议的执行情况。可是虽然口头说得好，但是列强却没有一个出兵的！这种空头决议，自然也就毫无效力了。日本人不仅没有撤军，反而变本加厉进行侵略，而且还在前两次理事会上坚决反对国际调查，这国联要派出的调查团也就无从谈起。
到了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再次复会讨论中日争端。这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的绝大部分地方，并且正在筹划建立满洲国傀儡政权。当时日本估计，这时候国联再派调查团去，也根本耽误不了大局，只能被迫接受它占领东北全境的既成事实。于是日本代表芳泽谦吉一反常态，在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会议上主动提议，国联应该派遣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要“膺惩暴支”——所谓的恶人先告状，无过于此了。在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派遣一个五人委员会到中国实地调查，并就调查结果向国联提出报告。调查团除英、法、德、意各派一人外，还邀请美国代表参加，并且中、日两国还要各派一人参加调查团。最终的人选是英国人李顿爵士为团长，法军将领克劳德、美军将领麦考益、德国希尼博士、意大利马柯迪伯爵等人为团员，国联秘书厅的哈斯为调查团秘书长。而中日两国作为涉事国也派了代表，中国派遣的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先生、日本则是吉田伊三郎。
当时要调查的主要内容是：1.“九·一八”当晚的行为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2.满洲国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国联方面看来，如果成立满洲国是东北人的真实意愿，这就属于中国内政，国联就不必插手了。所以这份报告书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逻辑核心，就是希望国际干涉。如果报告不利于中国，那么这前期“不抵抗”付出的牺牲，那不是白费了吗？
三、摆事实讲道理的中方
但是实际上，国府高层的这种期望，从一开始就已经失败了。由于国联的决议太慢，而且调查团的行动又更慢，导致在调查团出发前的3月1日，伪满洲国就建立了。这调查还没开始，日本就造成了东北“独立”的既成事实。
而直到满洲国成立第二天的1932年3月2日，调查团才从巴黎出发。而且他们的第一站是去美国，先找到队友麦考益让他入队；再从美国出发到东京，让日本人吉田伊三郎入队；3月14日才到上海接受中国的顾维钧入队，其后又上海滞留了半个月。调查团在上海期间，我们中国采取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当时东北数十个社会团体，纷纷致电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事实及在东北的暴行。而一些居住在上海的宗教界人士也动员起来，专程拜访调查团控诉日军的侵略行径。
1932年3月31日上午，调查团在励志社接见农、工、商、教各界代表。各代表向调查团陈述的主要问题是抗日并非排外，抵制日货是民众爱国运动，以及日本破坏文化机关及杀戮无辜平民的惨状。调查团表示对这些观点“极为注意”，同时详细询问了抵制日货一事。3月27日，调查团到了首都南京，国府这边又准备了大量的证据：
1932年4月1日上午，南京新闻界10余名代表前往励志社拜访李顿，将南京新闻界发表的《敬告和平使者国联调查团》一文及日军在东北与上海的暴行 “实地写真”巨册当面交给李顿。文章不但驳斥了日本污蔑中国排日的宣传，还表达了抗日复土的决心：
“决不以尺土寸地让人，东三省尤为中国绝对不肯放弃不能分离之一部，中日纠纷的责任全在日本，倘公理未灭，正义犹存，国联必可尽其道义上的职责……东三省一日不收回，在华日军一日不撤退，中国人民则一日不停止抵抗暴日之行动。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而直到4月9日，调查团到了北平之后，又和在北平的东北军张学良等人会面。到4月中旬完成了东北以外地区的调查，4月19日进入了事发地东北。
四、伪造证据的日方
而在东北这边，当时已经被日军实际控制。调查团到达沈阳后，入住了日方安排的大和旅馆，日本人在周围布置了大量军警和特务，调查团几乎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真实的东西。所以在到沈阳之后，调查团虽然约见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本主要当事人，见过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沈阳领事森岛、大陆浪人石井子爵、正金银行高管儿玉圆太郞、日本外务省次官等日本要人，甚至还会见了包括溥仪在内的满洲国高官，但是却并无作用。从这些人口中，自然是听不到什么真相的啊。自古以来，侵略者还有自己批评自己的吗？而当时日本外务省为了隐瞒事实，还专门安排“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来负责接待调查团。满铁为此专门成立了“准备委员会”，网罗了各部门各方面的人士编造虚假证据，准备了一摞摞的文字材料。这样从日方、满洲国两方当事人，以及书面证据方面，日本人都提供得比较充分。
而且要知道，当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发生已经有了七个多月时间，日本人已经在东北建立起了统治。为了蒙蔽调查团，当时的日本关东军甚至还特地编印了一套《想定问答集》，在沈阳到处广为分发，规定如果行人被询问“你是哪国人”时，必须说自己是“满洲国人”；并且强行令学校中的学生们同呼“满洲国万岁！ ”总而言之，就是强迫所有“满洲官民”必须众口一词，按照问答集的标准答案答题。而如果被问到有超出“想定”以外的问题，则必须闭口无言。据当年在奉天（沈阳）的中国人回忆，那时候东北学生上课教的已经是日语，日货替代了国货，满街的日本人，沈阳似乎成了日本的天地。为了掩盖事实，关东军还安排日军后撤至铁路沿线，以造成没有日本军事占领的假象。
而为了营造气氛，更加取信于调查团，土肥原还大费周章，把沈阳的大人、小孩都赶上了街头，强迫他们举着“满洲国”国旗和溥仪的画像，喊着“满洲国”万岁的口号游行，营造出一片东北人“自愿”谋求独立、非常热爱“满洲国”的假象。不能不说，这些招法对于热衷“自由意志”的洋人来说，那还是很有效果的。
看看当年，再看看现在，不能不说打仗虽然重要，宣传也一样重要。在控制舆论和伪造证据方面，当年的日本人真的是独具一格啊。参考资料：
《父亲受马占山指派面见国联调查团》姜树励
《马占山将军传》
《马占山传奇》
《张学良与东北军》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