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特殊的奏折，该奏折叫《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

此时太平军已经迅速崛起，一路势如破竹，但是就在整个大清都在关注这场战事的时候，曾国藩却将打击黑社会作为首选目标。

曾国藩画像

在大清整个官僚系统看来，曾国藩这道奏折显得非常不识时务，没有抓住重点矛盾，因为现在大清的目标是如何迅速平定太平军，而曾国藩也是被咸丰任命为在湖南筹办团练的在籍侍郎，他应该集中办理如何打太平军才对，为何突然的要在这个时期对地方开展一次全方位的打黑呢？

曾国藩这个时候看到的是根本，而朝廷官员们看到的是表面。因为曾国藩认为，地方黑恶势力不稳，不仅会失掉民心，而且这些匪患随时会加入太平军一起作乱，因此他想要从根子上掐断这个危险的苗头。

曾国藩真容

在奏折中他这样说：“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人跟从了太平军作乱，剩下的人留下来祸害本地老百姓，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几乎蔓延全省甚至整个大清。紧接着曾国藩又详细列举出这些黑恶势力的名称： 串子会、红黑会、半边浅会、一股香会等等，他们成群结党，聚集在山谷中。

导致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因为近些年有关部门不作为，甚至互相遮掩包庇，“以求日日苟且之安”曾国藩最后向皇帝表示，“臣寓馆设审案局，委派委员二人，拿获匪徒，立即严讯。即寻常匪痞，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与地方有益。”

对于这个奏折，曾国藩可谓咬着牙写的，在奏折中他表示，自己如果得到批准严办黑恶一定会痛下杀手，绝不手软，但是肯定会落得个残忍之名，也在所不惜。

事实证明，曾国藩被后世的一些匪患后人起歪号攻击为“增剃头”也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他只希望能够换来“良民有安生之日”，这种真男子、大气魄的用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咸丰时期可谓相当罕见，因为当时的大清官员不会做如曾国藩这样的“愣头青”，相反都是秉持老城以为高深，继承了“多磕头，少说话，不办事”的大清优良做官秘诀。

曾国藩的定力一方面来源于湖南人特有的倔强，决定的事，甚至撞了南墙也决不对头，必须头破血流，他依旧对当朝位高权重的把持者多有强烈不满和批评，在给郭嵩焘的书信里，他大谈对祁寯藻、杜受田、贾桢、翁心存、僧格林沁，这些人或是宰辅、或是帝师、或是皇亲国戚，在当时都是顶层绝对权力核心人物。然而曾国藩却对他们却多有意见，认为他们对国家朝政和社会风气不负责任：“往在京师，如祁、杜、贾、翁诸老，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这些位高权重或名誉崇高的人物，鲜有立场鲜明，勇于担当，常常是以老城持平的形象示人，大多都继承了嘉庆时期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或是没醉的葫芦一般官场油条。

曾国藩字迹

对于这些官场作风，曾国藩打心里产生厌恶，与此同时他加大了对自我的监督和约束，以超强的意志力，用儒家优秀的立身之法不断锤炼自我。虽然深知“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的自我评价的同时更是对自己清醒的认识，于是仅仅结合自我短板进行克服。这样的时候，他就更谦虚，更勤奋。

“百端拂逆之时”、“打落牙齿和血吞”是痛彻心扉的深刻领悟，这并不是一切强者的姿态，而是一个天生弱者战胜困难走向成功的自我磨砺。如果后人说他，走向成熟，获得成功，那么曾国藩的一切垫脚石就是感于此，来于此。

曾国藩书法

此后不久，咸丰帝批准了曾国藩所奏，专门审理地方黑恶势力治理案件，开启了大清有史以来强度最猛烈的曾国藩氏打黑。

曾国藩要求，凡是地方有黑社会，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地方州县，直接送到他这里，经过审查，一旦坐实，立即砍头，或者用棍子活活打死，有的则用鞭子抽死。曾国藩对此解释说：“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

仅仅用了四个月，审案局就“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而曾国藩自己确实付出了声名的沉重代表，被后世一直叫到今天的“增剃头”，可惜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冷酷，其最大原因就是保护普通百姓不受到祸害，迅速荡平了湖南匪患继续为恶，也大大压缩了他们加入内乱的可能性，湖南街头再也没有出现调戏强暴妇女、殴打百姓，抢夺财产的恶性案件，然而遗憾的是，曾国藩最终在这段为民除害的岁月里，给自己留下了沉重的负担，受到多方打压，最终不得不去衡阳练兵，忍辱负重之后开始出征太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