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甲骨。

王城岗遗址陶器刻文拓本和摹本。

□朱彦民

文字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关于文明起源的研究与探索，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而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在文明起源的进程中，始终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对早期文明与文字关系的研究表明，世界上几个最早的古代文明，都是伴随着其文字的发明而独立起源的。比如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有其楔形文字（距今约5200年），埃及古文明有其圣书体文字（距今约5000年），印度古文明有其印章文字（距今约5000年），地中海克里特古文明有其线形文字A型（距今约4000年）与B型（距今约3000年），而中国古代文明则有其以象形为主的古汉字甲骨文（距今约3500年）。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文字是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区别的分野所在。有了文字，人类可以将自己的经验永存，并传递给远方和尚未出生的下一代。由此，文字的出现与广泛使用，使得文明社会完全不同于此前没有文字的野蛮社会，乃是因为它促成了人类的记忆方式，不再仅仅依靠个人的记忆和口耳相传，它记载智慧，传播思想，使得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成为可能，也促进了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得思想更加抽象、普遍并具备逻辑的连贯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外学者对于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大多数坚持文字为主要标准的原因。

可以说，文字的出现突破了语言交际的时空局限，并能记录、保存人类的文化活动，在社会发展与文明传承中起到关键作用。

甲骨文是一种系统成熟文字

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殷墟甲骨文之外，还有少量的周原等地周初甲骨文字等），是商代晚期王室或贵族用于占卜记事而契刻（少量或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

商代晚期之所以会有甲骨文这样一种文字形式，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了甲骨占卜的社会风气。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商代社会人们更加迷信占卜，占卜之风更加盛行。“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

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腹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圆坑和长凿出来，这种圆坑和长凿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负责占卜的“贞人”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正面的相应部位便会爆裂，显示出裂纹来。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竖长的兆干（杆）和横斜的兆支（枝），是个象形字。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比如卜兆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

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等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即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刻在甲骨上卜兆的近处，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的由来。这些记录占卜的刻辞就是甲骨卜辞；这些记录刻辞所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

不过，商代的主流文字形式，还不是甲骨文，而应该是用竹简墨笔书写的简册，正像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战国楚简那样。《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就说明了商代有简册文字书写存在。只是竹木简牍是极其容易碳化的木质材料，不易保存。而甲骨文刻在动物骨上，相比而言容易保存而已。除了甲骨文、简册文之外，商代还有陶文、金文、石刻文、玉刻文、笔墨文字等。但这些文字形式数量不多，都不及甲骨文数量与规模。现在流传下来的商代文字形式，主要还是甲骨文。

从甲骨卜辞看来，当时文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记载汉语的文字体系了。甲骨文字不仅可以联字成句，而且可以联句成文、联文成篇，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能自由运用的系统文字。

甲骨文内容，除了主要的占卜刻辞外，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占卜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信史资料。

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约4500个单字，其中已经识别约1500字，甲骨文总字数约70万字。甲骨文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六书”造字方法，既有大量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其中“四书”占比为：象形字占43.53%，指示字占6.19%，会意字占36.54%，形声字占13.75%。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这些文字和我们使用的现代汉字，虽然在外形上有不小差别，但从构字方法来看，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文明四大古国中，其他文化的古文字已经成了后人不能释读的死文字，只有中国文字中的甲骨文，与后来的两周金文、战国简牍文字、秦汉小篆等，一脉相承，数千年来绵延不绝，可称奇迹。

至于中国甲骨文比起其他一些古代文明之文字（比如苏美尔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时间稍晚一些，这也确实属于不争的事实。不过，汉字的成熟期当然是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文，在此之前的商代前期、夏代、龙山文化时期和仰韶文化时期，都是中国文字的发展时期，而且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证明，中国汉字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舞阳贾湖遗址的甲骨刻字，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作为文字前身祖型的陶器或玉器刻画符号。这些中国早期文字材料，与古代两河流域乌鲁克文化阶段发现的“图画式文字”，与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化时期的“印章文字”等古文字相比，一点都不逊色。而且中国汉字能够流传几千年延绵不断，至今不绝，这是其他古代文明中的早期文字都已成为死文字的窘况远远不能与之比拟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字正是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亮点所在，中国汉字中的最早系统形态殷墟甲骨文，更是研究上古文明和探源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从甲骨文溯源文明肇创时期文字

目前，考古学和先秦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间，大致有一个学术共识，那就是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偏晚的龙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中国考古地层学奠基人梁思永指出，距今5500年至4000年这段时间，也就是中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正是这个时代揭开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序幕。学术界对此之所以比较认可，是因为后来的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更多的实物资料表明，符合文明时代标准的几个方面，此时大致齐备，文化现象集中，表明此时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作为文明的主要因素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尤其是四项标准中的文字这一项，在此时段中大量出现，为此提供了明确有利的佐证。

龙山文化的原始文字，主要是这个时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而这些陶符文字，有不少字形都与殷墟甲骨文字形相仿，可以比照释读。比如，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两处龙山文化晚期灰坑中出土的陶片，刻有异常复杂的符号，很像是文字，于H473号灰坑中，发现了一件泥质磨光黑陶平底器的器底残片，其底外面有烧制前刻画于陶胎上的一个字，字形像两手相对各持一棒之形。可能是代表器物所属者氏族的徽号。该字字形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共”字字形比较接近，而且该陶文字体已经超越了初期文字的独体象形格局，已经是一个典型的指事字了，所以说绝非一般的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文字——陶文了。

鉴于出土刻符陶器的王城岗三期相当于夏代的初年，发掘者李先登先生据此认为，夏代已经有了文字。由此说夏代已有文字没有问题，但是似乎还可以由此推测，这个文字的创制时间，应该已经进入龙山时代了。

当然，龙山文化时期有文字使用，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当是其来有自，此前当也有其发展渊源的。比如在典型的山东龙山文化之前的大汶口文化中，就有被公认为是陶文的原始文字使用。1959年山东宁阳堡头（即大汶口遗址）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壶，上面有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后来在山东莒县、诸城陆续发现一批灰陶尊，都刻有符号一处或两处，有的还涂填红色，有些符号还不止一次出现，说明已经流通使用。这些符号的结构和写法很像商周青铜器铭文。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唐兰等分别释读出来这几种符号“囧”“斤”“戌”“炅”等字，直接将其视为文字。

不仅如此，长江下游良渚文化中也有类似的文字符号。在良渚文化个别陶器上有成串的刻画符号，同时在不少玉器比如璧、琼、环、臂圈上也有刻画符号。这些符号的刻画位置独特，不同器上花纹混淆。有的符号为了突出，还特别施加框线或填有细线。学者们对这些陶符、玉符的考释与解读，往往也是依据成熟的甲骨文字形来说。

而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裴李岗文化中，就发现了更早的文字前身或者线索。1984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发掘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墓葬中，发现了一版完整的龟腹甲和另外两个龟甲残片，上面都刻有符号，有的像甲骨文的“目”字，有的像甲骨文的“户”字。还有一件柄形石饰，也有刻画。墓葬的年代，据碳素测定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这当是中国汉字最早的源头，其字形也能与后来的甲骨文等古文字进行比照释读，可见也是文字无疑。那么远晚于它的龙山文化时期有文字，更无需怀疑了。

当然，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字，可能并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争艳。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并使用着不同于以前简单刻画符号的早期文字。正如有学者所云：“依据澄湖黑陶罐和沙可乐博物馆贯耳壶上比较成熟的多字刻文的发现，可以证明当时已存在用来记录语句乃至故事的文字，为此，我们称中国的良渚、龙山时代为‘中国的原文字时代’。”

从目前来看，学者们在考释或者描述这些中国早期文字材料时，往往都是将这些文字符号与殷墟甲骨文的某些字形进行比照，或者认为就是甲骨文中的某字。这是因为甲骨文是我国目前最早的系统文字，只能拿它来观察和考释早期文字材料，而甲骨文也颇能担负释读早期文字可以参考的标准。

由此设想，如果我们从成熟的甲骨文中，一一找出文明起源四项标准的字形，与考古发现中的史前诸项实物进行比照，确定其创制时代和相应的演变趋势，或许是将来进一步探源中华文明研究的一个新的线索与思路。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