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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宣宗久在藩邸，颇知民间疾苦，即位后对州县刺史、县令等直接理民之官尤为重视。

但是另一方面，宣宗性多猜忌，常恐宰相徇私舞弊，即位之初，重申州县官迁转须任满三年，还诏令天下诸州刺史秩满后归阙述职，亲自询问施政优劣，然后才许赴任。

1、微服私访的弊端

大中二年(848)宣宗又命令孤绹作《具员御览》五卷，常置案上，亲自掌握诸州刺史情况。皇帝躬问州县庶务，可谓古之少有。

与控制宰相、翰林学士类似，宣宗尤其喜欢以明察、威慑等权术来操纵州县官。为了使诸州刺史不敢欺隐自己，宣宗竟玩弄手段，将自己装扮成天生睿智、无所不知的形象。

宣宗以权术治天下，为亲自体察地方吏治情况，还时常微服私访，寻访人才。宣宗渭水畋猎，闻听醴泉县父老设斋祈佛挽留县令李君奭。还宫后，中书两拟醴泉令，皆为宣宗抹去，次年钦点其为怀州刺史。

宣宗又猎于苑北，遇樵夫言县令李行言不畏宦官权势，尽杀宦官庇护的强盗，很快李行言被迁为海州刺史。宣宗微服私访，体恤民情，用意是好的，但是以之来治理国家则不可取。

首先，唐代官员考核有身、言、书、判等系统的评判标准。

仅凭一小事、一民谣就断定官员称职与否，本身已经陷于偏执。

其次，宣宗喜好虚名，视微服私访为博取令名的手段，微行时喜欢对陌生人施以恩赐，回宫后又以所得传闻炫于学士。宣宗这一嗜好为世人所知后，难保没有人故意投其所好，制造假象供其私访的。

王夫之曾尖锐地批评宣宗说：

“至于州县之长，皆自我用焉，而抑不能周知其人，则微行窃听，以里巷之谣诼为朝章。李行言、李君奭之得迁，恶知非贿奸民以为之媒介哉？”

可谓一针见血。

2、宣宗严刑峻法下的地方吏治败坏

宣宗威吓也罢，微行也罢，在金钱和权势的诱惑下，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徇私枉法，威吓警诫对普通官吏已经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大中时期成千上万的普通官吏，仍由宰相主持的两省铨选而产生，真正左右刺史、县令仕途的，仍是把持朝政的牛党权要。

例如崔铉秉政，授官、议事等委其亲信郑鲁、杨绍复、段瑰、薛蒙等四人，时有“炙手可热，杨、郑、段、薛；欲得命通，鲁、绍、瑰、蒙”的谚语。白敏中、崔铉、令狐绹等多用私人，没有门路者多受抑制，温庭筠、李商隐、罗隐等本为令孤掏故交，皆因才华胜于令孤掏而遭所抑，其他横遭排挤者更是举不胜举。

总而言之，那些没有朋党背景的州县官吏，欲通过正途迁转入统治集团上层几乎是不可能的，倘若不幸得罪宰相，更是注定要仕途坎坷。

在吏治普遍腐败的情况下，仅凭宣宗个人之力，欲求州县官员清廉显然是空中楼阁。

大中时期，州县官吏剥削农户的手段多种多样。

其一曰追征、摊逃。

大中九年(855)七月宣宗《赈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德音》称江淮诸道：

“其间或贞元以来阳欠逃移后缺额钱物，均摊见在人户，频年灾荒，无可征纳。宜特放三年，待稍完复却，即令依旧”。

其二曰税外加耗。

大中四年(850)正月大赦文称：

“天下仓场所纳斛斗，如闻广索耗物，别置一仓，斛斗又随斗纳耗物，率以为常，致疲人转困，职此之由”。

其三曰虚实估。

利用虚估、实估之间的差价盘剥百姓在大中时期也比较普遍。

大中四年正月大赦称“其诸道州府应所征两税匹段等物，并留使钱物纳匹段等，虚实估价及见钱从来皆有定额。如闻近日或有虚实于价数内征实估物，又其分数亦不尽依敕条”。

其四曰差科杂徭。

大中二年(848)正月宣宗制称“诸州府县等税纳只合先差优长户车牛。近者多是权要及富豪之家，悉请留县输纳，致使单贫之人，却须雇脚搬载”，为解决差科不均的问题，大中九年宣宗降敕明令州县制差科簿，“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于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但是在朝廷威势日下的背景下，诏令贯彻力度不宜估计过高。

官吏的横征暴敛加速了两税农民的破产。

在沉重的赋役压迫下，遇到灾年或其他变故，财单力薄的农户不得不卖地应急，甚至逃亡异乡其结果只能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逃户越来越多。

为了吸引逃户返乡耕种，大中二年(848)宣宗将耕佃者合法占有逃户桑田的年限，由两年延长到五年，但是这一举措效果并不显著。

为应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宣宗君臣制定了极为严酷的刑法。

宣宗大中元年(847)二月诏：

“持杖行劫必欲害人…并故杀人者虽已伤、未伤，已死及生，欺冒老小，以取财物者，意欲杀伤偶得免者，并以杀人法处分，不在赦原之限。”

大中五年(851)四月刑部侍郎刘缘等奏敕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六十卷，七年(853)五月左卫率仓曹参军张戣（kuí）进《大中刑法统类》六十二卷。这些都是迎合宣宗严刑酷法的需要而产生的。

3、地方腐败下的天下骚动

大中时期牛党执政，唯知争权夺利，“贤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

大中早期，朝廷尚能大体维持稳定，而大中后期，则军乱、民变接踵而来。

大中之朝是唐代政局演变的重要分水岭，大中末期的社会骚动很大程度上可视作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预演。

大中之世被史家赞誉为“小康”、“天下粗安”，其实并不太平，除了西北党项不堪侵掠而反叛外，内地零星的农民反抗也时有发生。

大中初，戎州一带聚集不少逃户武装反抗朝廷，遭到刺史杨乾光的严酷镇压。

大中五年(851)，山南西道的蓬、果二州农民据鸡山反抗官府压迫，被诬为巴南妖贼，宰相崔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于饥寒，盗弄陛下兵于溪谷间”，次年这批饥民被朝廷诱降后又惨遭屠戮。

大中六年(852)，衡州邓裴领导饥民起义。

大中七年(853)，华州“奏有贼光火劫下邽”。大中前期的小规模的反抗虽然未能对政局产生明显的影响，但也预示着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到了大中后期，东南藩镇竞相克剥军食为羡余，士兵与节帅的矛盾迅速激化，民众的反抗与士兵的反抗交织在一起，在江南重赋之地掀起此起彼伏的斗争。

4、东南粮仓的兵变频繁

宣宗时期朝廷对藩镇务行姑息，藩镇节帅拥兵反叛朝廷的情况减少了，但是宣宗朝军士暴动、驱逐节帅的事件却迅速攀升，有记载的达12起之多。

同中唐以来的历次军乱相比，宣宗朝军乱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从地域上看，宣宗以前东南地区藩镇养兵少，动乱较少，统治相对稳定，而宣宗时军乱多发生在浙西、湖南、宣歙、容管等东南地区。其二，从时间上看，军乱时间相对集中，多发生在大中十年(856)以后。其三，从参与者看，宣宗前军乱参与者主要是本镇军士，带有一定的封闭性，而宣宗朝军乱则相互呼应，甚至普通农民也参与其中。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所收《尚弘简墓志》记录了湖南军乱时的具体情形，墓志称：

“公讳弘简…洎大中十二年选授朝议郎，行道州长史。到任未几，又属南昌小寇石再顺逐帅据城，郡邑拟结蜂聚。公遂发号施令，靡不克从。”

碑文云道州民众也“拟结蜂聚”，响应军队动乱，这表明湖南军乱影响相当广泛，甚至在偏远的道州也引发骚动。

一些研究者认为大中时期的军乱是地方豪强同朝廷之间的权力之争。

但是，虽然军乱可能有部分土豪投机其中，但土豪同朝廷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军卒同节帅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

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成德节度使王绍鼎属割据型藩镇，姑可不论，余下朝命所及的藩镇军乱多属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反抗。

大中三年(849)五月，武宁军士逐节度使李廓。

大中十三年(859)四月徐州再次发生军乱，“武宁军节度使康季荣不恤军士，部下噪而逐之，投之岭外”。

大中初康季荣任泾原节度使时擅用官钱二百万缗，贪婪之名声闻于世，宣宗迫于舆论压力，贬其为夔州长史，不久复用为武宁节度使。康季荣在镇被逐，完全是其贪婪本性不改所致。

大中末其他几次军乱也都同节帅贪暴有很大关系。

如浙东观察使李讷：

“性褊狷，遇军士不以礼，人皆怨之，遂及于难”；“湖南军乱，都将石载顺等逐观察使韩悰…悰待将士不以礼，故及于难”。

史书中“待军士不以礼”实际上就是克扣口粮、残暴军士的同义语。

又浙西观察使李景让在渐西之日，“左都押衙因应对乖礼，怒挞而毙之。既而三军汹汹，将致翻城”。

宣州康全泰之乱，郑薰自述康全泰“凶贼无赖，被妻告言，屠狗盗驴，罪戾频发。两度决杖，止于笞臀”，实际情况可能并非仅仅是笞臀那么简单。

宣歙、浙西、容管、浙东、岭南等地此前一直相当稳定，是唐廷财源之地，大中时期却叛乱不止。

东南地区成为唐朝统治最为薄弱的环节，为唐末农民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5、黄巢大起义的导火索

除去军乱外，农民的反抗也时有发生，大中时节度使多苛于赋敛，不恤百姓死活。

大中六年(852)冬，吐蕃内掠丹州，劫后村庐罄空，丹州防御使杨乾光乞请免赋敛之事，节度使李丕不许。

大中五年(851)冬，湖南饥。六年夏，淮南饥，道路流亡藉藉，海陵、高邮灾民取陂泽茭蒲实皆尽。

大中初已有不少逃户开始了武装反抗唐朝统治的斗争。

大中五年，山南西道的蓬、果二州农民据鸡山反抗官府压迫，被诬为鸡山贼、巴南妖贼。这批饥民被朝廷诱降后，遭到果州刺史王贽弘、监军似先义逸残酷屠戮。

大中六年，衡州邓裴领导饥民起义，杜牧称“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饥荒，遂有奸凶，敢图啸聚”。

大中七年(853)，华州“奏有贼光火劫下邽”。

大中时期，由于榷酒之利为神策军侵夺，朝廷想扩大税收只得加重对盐、茶之利的盘剥。

杜牧描述当时江淮土盐商的处境称：

“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愿把盐每年纳利，名曰‘土盐商’。如此之流，两税之外，州县不敢差役。自罢江淮留后已来，破散将尽，以监院多是诛求，一年之中，追呼无已，至有身行不在，须得父母妻儿锢身驱将，得钱即放。不二年内，尽恐逃亡。”

在官府的盘剥下合法经营无法维持，江淮富豪乃至破产农民多贩运私盐，以牟暴利。为了打击私贩，朝廷制定了更为严酷的法律。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载：

宣宗即位，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以两池盐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舆更立新法，其课倍入，迁榷盐使。以壕篱者，盐池之堤禁，有盗坏与鬻碱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两池盐盗贩者，迹其居处，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户盗粜二石，皆死。”

不仅盐法尤其严酷，茶法亦然。

武宗时盐运使崔珙增江淮茶税，在重税政策的影响下，江淮之地私贩蜂起。大中中裴休任盐运使，对茶法也进行了改革。

《新唐书》同卷又云：

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私商给自首之帖，天下税茶增倍贞元。

在朝廷的盘剥下，普通盐茶商人难以维持，最后只得铤而走险，走上武装私贩的道路，被称为江淮茶盐贼或过江贼。

江淮茶盗的问题在武宗会昌时期即已较为普遍，宣宗时则更为猖獗。

《新唐书·食货志四》载大中时期：

“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达到公然强买强卖的地步。

唐末农民大起义中王仙芝、黄巢等人都有武装贩盐的经历，宣宗时朝廷强化对盐、茶的垄断掠夺，为唐末农民大起义埋下了伏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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