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王朝最后一位拥有实际统治权的帝王，初一登基的咸丰皇帝并没有给自己的祖宗丢脸，像自己的高祖父——雍正皇帝一样，除弊求治、任贤去邪，大力推行改革，重用汉臣官僚。只不过，在短暂的努力以后，眼见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给当时已经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清王朝带来任何改变，于是，咸丰皇帝放弃了！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运动正式创立政府体制，和清王朝形成对立态势；咸丰三年，著名的“捻军起义”爆发，带个清王朝一记重击；与此同时，英、法两国趁着清政府疲于应对内部叛乱的时机，再次染指中国，并于咸丰六年正式对清廷宣战。

面对如此局面，咸丰皇帝决定放弃对雍正皇帝的效仿，开始将“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当成自己的榜样，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慢性自杀！

《史记》有载：

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

也就是说，在秦国的挑拨下，魏王不再信任信陵君。信陵君索性不再过问政事，整日沉迷于酒色，并最终死于这种放纵的生活。

而咸丰皇帝面对清廷困境，采取的就是这种“自杀方式”——以醇酒妇人自戕。

《圆明园总管世家》有载：

文宗因东南太平军起，中心忧焦，颇怀信陵君醇酒妇人意，常居园内，命宫监四出觅汉女充下陈。

对于咸丰皇帝“以醇酒妇人自戕”的记载，在清朝诸多历史文献中都能找到相关证据。例如《清代野记》记载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满清外史》记载之“已而洪、杨之势日炽，兵革遍天下，清兵屡战北，警报日有所闻，奕詝置不顾，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清稗类钞》记载之“英、法兵船犯大沽，陷东西炮台，入天津，逼通州，焚圆明园”；都明确证明了咸丰皇帝面对天下混乱局势而做出的“无可奈何”之举。

作为清朝皇帝，在皇宫之内有着严格的祖制约束和妃嫔制度限制，咸丰皇帝自然无法顺利完成“以醇酒妇人自戕”的目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终极追求，咸丰皇帝长期居于圆明园，并“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自戕”诺言，并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帝王艳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咸丰皇帝的“四春之宠”。

《清稗类钞·文宗有五春之幸》有载：

文宗喜园居。年例正初入园，冬至始还宫。园中传有五春之宠，所谓天地一家春者，乃孝钦后所居，其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皆汉女分居之。

除了慈禧太后的“天地一家春”外，“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即为咸丰皇帝所得“四春之宠”。

对于咸丰皇帝用以“自戕”的主要组成部分，“四春之宠”在诸多历史文献中，更是屡见不鲜。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蔡东藩先生所著《清史演义》中，对此就有过相关记载和说明：

咸丰帝拨号音明，当时称为小尧舜，观其闻选女之谠言，不加以罪，反褒奖之，其气势已可见一斑，然卒未能摒除肉欲，幸那拉，嬖四春，为主德累，四春尚未足亡清，那拉氏为亡清之张本，夫岂真遗碑成谶，非人力可以挽回者？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共攻入北京，咸丰皇帝以“木兰秋狝”为名，从圆明园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英法两国大军压境，让咸丰皇帝越来越迫切地想要尽快实现“自戕”目的，以尽快到“那边”给自己的祖宗请罪。

于是咸丰皇帝在携带了诸多后宫妃嫔之外，还专门向近侍人员下令：“苟得可人儿，虽倡亦可”。

或许，这种“以醇酒妇人自戕”的方式太过缓慢，咸丰皇帝决定另辟蹊径，逃亡之际“命率鹿以行，日命取血以进”，用鹿血来保证自己高频率“自杀”行为的同时，将吸食鸦片的频率、分量也逐步提高，加重对身体的伤害。

终于，咸丰皇帝“自戕”的目的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实现了！这个年仅31岁，正值壮年的大清君主，在酒色、鸦片的逐步蚕食下，终于走到了崩逝的边缘。

咸丰皇帝崩逝所在寝殿——“烟波致爽殿”，被承德市政府于1997年悬挂上了“勿忘国耻”之铜匾，用以警示后人的同时，也让人们记住了作为晚清政权最高统治者的咸丰皇帝，于内忧外患面前的无胆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

参考文献：《清史稿·文宗本纪》、《清实录·文宗实录》、《史记》、《圆明园总管世家》、《清稗类钞》、《清史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