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兵力是西夏的3倍，却被西夏打得惨败，赵匡胤负主要责任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公认的繁华的朝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化发展在宋朝达到了历史高潮，甚至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相媲美。而军事上，它的军事羸弱、版图狭小，也一直为后世所诟病，其在“武功”上的表现，远不及汉唐，甚至不及明清。
与北宋同一时期的西夏，这两个国家从最初的宗主藩属国关系，逐渐演变成了两个独立存在的强国，时而剑拔弩张，时而握手言和。就像两个相生相克的兄弟，北宋用尽一生之力都没有够将西夏覆灭。
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称帝后，改国号大夏，始称西夏。宋朝不愿意承认李元昊的帝位，并且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北宋与西夏之战已无法避免，这之后的几年内，李元昊相继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四大战役，歼灭北宋精锐数万人。
在西夏统治的180年里，前期的北宋或许还有机会恢复宗主国的地位，而到了后期，北宋却就得毫无还手之力。
一直以来人们提到汉唐就褒、就捧：盛世、治世，而一提到宋就贬就抑：“积贫积弱。但这一切似乎都不应该算到宋朝的继位者身上，而这一祸根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埋下。
在宋与西夏共存的百年中，多次交手，为什么宋一直没能战胜西夏呢？
西夏是由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属于游牧民族，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千年以来，常败多胜少，而像宋这样被压着打的倒也是少数，除了其自身的士兵作战能力存在差异外，其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两个王朝军事力量上的差异。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马背上得天下，深知唐朝将军事将到边疆大将手中所带来的藩镇割据，百年混战的危害，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让赵家江山能够万年流传，赵匡胤选择了文治。杯酒释兵权后，天下兵权皆收于皇权，不再交给武将。
赵匡胤首先对军队进行了制度改革，将天下兵马分为“两司三衙”，将带兵权与调兵权进行拆分，带兵之权给了三衙，调兵之权给了枢密院。
而枢密院常驻京城，其负责人为枢密使，权力和宰相相当，理论上这一职位应由武将担任，但北宋这一职位却长期被文人霸占，如写下”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晏殊就曾担枢密副使。枢密院虽然拥有调兵之权，但调令却出自于皇帝。
这个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是一种极度愚蠢的政策，战场之事瞬息万变，而将调兵的权力给到千里之外的京城枢密院，在没有无线通信技术的古代，等到作战指令下达到当地部队时，战机早已不在。要想在战场上能够调动军队，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皇帝御驾亲征，这样才能将带兵与调兵之权集中使用，达到御敌之效。然而自宋仁宗以后，御驾亲征几乎就成了摆设，往往守成之君，多善文而不善战。赵匡胤这一制度虽然牵制了大臣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后果，这也是北宋后期军事一直不给力的原因。
在重大错误政策之下，赵匡胤又精心设计了“强干弱枝”的养兵制度。
北宋的全国兵力为22万，而其中10万驻扎在京城，其余的则分布全国各地，京城之兵归皇帝直接管辖，一旦发生兵变，举全国兵力也不过与京城兵力相当，这样形成了京师之兵与地方兵力相互控制的局面，即防止了地方兵变，又防止了京城驻军的骚乱。
除了两部兵力人数相当外，还将重兵精英都分布在京城，而地方兵力则被削弱，形成了“强干弱枝”的效果，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兵势力。可以说这一策略从根本上避免了唐朝末期藩镇割据的局面。除了“强干弱枝”外，赵匡胤还独创了“荒年养饥兵”的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在灾荒之年，大量招募失去土地的流民入伍，由国家进行供养，这样即解决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同时又扩充了兵力，一举两得。而实际上，用这种方式招募的新兵，多是一些毫无战斗力的种地农民，反而增加了军队的开支，最多时招募了30万流民兵。
北宋最巅峰时期，军队人数达到了160万人，其中正规军--禁军占总数一半以上。
正是这种招兵、养兵政策，常使宋朝在对辽战争时，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反观西夏的军队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西夏的军事制度是在宋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真正做到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西夏的最高军事机构也叫枢密院，下设有各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
西夏属于游牧民族，全民皆兵，战时上马，和时种地。即使是豪门子弟也同样要上战场杀敌。西夏有一支专门由豪门子弟组成的质子军，这支部队归主要负责皇帝的安全，号称“御内六班直”，分三班守卫。
除了质子军外，还有从各地部队选上来的精英骑兵，每300人组成一队，总共10队，形成皇帝的亲信卫队，这支部队主要随皇帝出征作战。
京城地区还有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部队。西夏各地方兵力总和加起来有50万人次，主要以骑兵、步兵为主。两个同时期的王朝，由于军事制度的不同，使得两个王朝呈现出不一样的军事实力。治大国若烹小鲜，油和盐必须并重，文、武是立国根本，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一个健全的民族，却将“武”这一部分进行阉割，使得宋王朝面对侵略时毫无还手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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