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苗法”、“免行法”为视角，看王安石变法为何最终破产？
因此，宋朝的历代统治者都不得不想方设法解决这些社会矛盾，这些统治者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变法。虽然提出变法的往往是臣子，但实际上，真正在背后推动了变法实行的，永远是统治者本人。至于提出变法的臣子，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而已。
为避免官员贪污推行“免行法”结果得罪了整个政府体系内部的同僚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执行者”。对于统治者而言，像王安石这样的“执行者”，只不过是自己某些时期某种想法的代言人而已。
当统治者想要实行某种政策，但又担心这种政策的实施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不想因此而承担对自己个人声誉的负面影响时，通常就会选择推出这样一个“执行者”来。虽然“执行者”执行的，是统治者的想法，或者是统治者赞同且支持的想法，但只要执行后的结果不如人意，那么“执行者”瞬间就会变成最大的“背锅人”，替统治者的想法买单。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执行者”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毕竟不管统治者如何想，“执行者”的具体执行方式方法，都有很多种选择，因此其本人的存在和作用也都是不可忽视的。
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事件中，王安石本人的作用就非常重要。虽然王安石能够实行变法，背后是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王安石本人在变法之中的行为，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王安石变法”，其实后世的评价大多不大好，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世人对此事的评价也有了许多变化，但实际上，大多数时候世人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仍然是比较负面的。
原因也比较简单：王安石的变法不仅最终失败了，而且在实行过程中也没有得到多少有效的成果。这场变法行动，劳民伤财，最后却又成为了王安石等官员争权夺利的手段，自然不会得到太高的评价。
王安石变法最终在北宋时期的评价极差，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王安石实行的“免行法”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官员；二，是王安石实行的“青苗法”使得普通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免行法”，就是允许行户们用钱代替物资上交中央。在此之前，北宋京都行政机构所用的各项物资，都是由京都的各个行户提供的。因为行户们上交物资的过程有很多政府机构都会经手，所以不少官员都会从中分一杯羹。
贪腐程度之严重，逼得行户们不得不准备十倍更多的物资来填补贪腐带来的这部分亏空。
而用钱代替物资的措施，彻底杜绝了官员们从中贪腐的可能。对官员们而言，王安石变法中的这项举措，属于要断绝他们的财路，自然也就得罪了朝堂上几乎所有的官员们。
本来王安石想要推动变法，就需要这些官员们的帮助，但他这样的举动，显然官员们不仅不会帮助他，反而会从中作梗。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会遇到来自官员们的阻力，而民间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也不怎么好。为增加收入和赈济农户推行“青苗法”却为农户们带来了更大的负担
除了“免行法”外，王安石还推行了“青苗法”。其实“青苗法”地提出本意，是为了增加一些政府收入和赈济那些无法维系生计的农户，结果却适得其反。
宋神宗在背后支持王安石变法，有几个主要的原因，除了缓解社会矛盾等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从这场变法中得到经济收益。而“青苗法”对应的，正是宋神宗的这一需求，因此“青苗法”是被执行最为广泛的变法措施之一。
北宋时期，其实国家领土并不完整，而且因为辽国的强大，北宋还在几次战争中丢掉了不少土地。宋神宗时期，是北宋拓边收回部分领土的一个重要时期。想要收回土地，当然要靠战争。而战争最需要的，就是钱。宋朝商业发达，因此经济发展一直不错是真的，但拓边如此大的一个“工程”，需要的钱财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单纯靠朝廷以往的积累，肯定是不够的，而且还可能因此拖垮朝廷的经济。
因此，宋神宗需要一个能够提高经济的改革措施。这个措施可以短时间内效果一般，但一定要保证战争过后，能够有助于恢复北宋的经济和帮助社会发展。
从宋神宗的这些作为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无能或者特别安于现状的统治者，他推动变法和改革，当然也不可能只满足于一些小的成绩。除了得到经济效益之外，他很可能也想借此解决部分社会矛盾问题，尤其是底层农民的生存问题。“青苗法”的内容，主要帮扶的对象就是北宋底层的农民：政府以一定的利率，为农民和部分手工业者提供贷款。政府提供的贷款，相比于民间的高额借贷，利率还是非常合理的。
从内容来看，不管是“免行法”还是“青苗法”，都确实是对社会比较有益的改革措施。可惜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如人愿。虽然王安石推动变法的本意是为了利国利民，但具体的实施过程却渐渐跑偏了。
在“青苗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官员们为了自身的政绩或从中谋利，威逼利诱让大量原本不需要贷款的农民也进行贷款，这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而且还使得中央财政遭到了部分破坏。原本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农民们，此时却因为一条莫名其妙的法律，就要背负上本就没有必要的债务，自然使得百姓对变法颇有怨言。而在变法过程中冲在最前锋的王安石，更是成了众矢之的。
同时得罪了百姓和几乎所有官员的王安石，自身能力不足以推行新法
就这样，王安石同时失去了官员和百姓们的支持，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意味着其推动的变法必将失败，果不其然，变法最终破产，王安石本人也因此抑郁而终。
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其实非常复杂，很多文人喜欢将原因一股脑地归到守旧派的顽固上，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这些文人如此言论，主要是出于他们对王安石本人的推崇。在文学史上，王安石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很多文人心中的一座高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完人。大多数坚称王安石的做法完全正确的人，并没有真的完全了解过整个变法的过程，他们支持的，只是那个文学成就非常高的王安石而已。
王安石本人的文学成就确实非常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行政能力和政治手段也非常高明。实际上从结果和中间的一些过程来看，王安石本人的行政能力，是非常糟糕的。
很多像王安石这样的古代高层官员，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虽然有心了解民生，但是因为没有长期的平民生活经验，同时又在高位待久了，根本不了解底层行政，因此针对许多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不够贴合实际，或者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比如“免行法”，虽然以钱代替物资的措施得罪了几乎整个朝堂的官员，但官员贪腐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治。部分胆大的官员，会选择在行户们拿出上交的钱时就进行贪污，逼得行户们不得不再次准备更多的钱补足亏空。
比如“青苗法”，官员们不仅强逼农户进行借贷，而且还根据自己的心情随意地更改利率。原本中央政府已经规定了利率的数额，但各地的官员，经常会在这个基础上再规定一个新的数额，中间的“差价”，自然就由这些官员们瓜分了。
另外，王安石本人非常刚愎自用，而且没有容人的雅量。苏轼只是对变法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没有对此提出太多的反对意见，王安石的党羽就制造了“乌台诗案”污蔑苏轼，对此，王安石虽然没有直接表态，但从他的态度来看，显然这是经过其默许的。围绕在王安石身边帮助其进行变法的，都是些奸佞之人，而且热衷于争权夺利、见风使舵，根本不适合与之共事。然而王安石却大力重用这样的人，使得以王安石本人为中心的“新党”，变成了一个接近于“佞党”的存在。
本人能力不足、识人不清、为人刚愎自用、政治手段低级，这些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内部原因。至于守旧派的顽固，则属于相对次要的外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