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革命历程上，各个党派的人，在这一期间都走过弯路，也历经过牺牲。有的在一开始的时候，人心所向，但是因为领导人的错误领导，最后沦为了封建资本阶级的同类被历史淘汰。有的则在革命历程中，激流勇进，不断转变方向，最后带领着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而在这一期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做出的成就，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28年的奋斗中，他与所有人革命领导人一样，都是在经过实践后，发现错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地总结经验，矫正方向，并抵抗各种错误。

然而就在所有革命者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是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3个重要节点上，抓住了关键所在，引导中国共产党向正确方向行进。在危难中，挽救了中国革命。那么这三次节点分别是哪些事呢？为什么说在革命历程上，是历史3次选择了毛主席？

本期文章就带大家了解事情的始末，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既方便回顾往期内容，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

在中国的抗战史上，毛主席曾多次对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扭正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让中国共产党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在这其中，有三次节点最为重要典型，它们分别是秋收起义、古田会议以及遵义会议。

秋收起义

1927年是中国革命历程上十分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势如破竹的北伐军高歌猛进，这让原本分裂的中国开始逐渐恢复统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始与封建资本阶级为伍，成了本该被推翻的封建资本阶级的代言人。

在这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背弃了自己最初的革命理想，背叛了中国革命，至此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开始宣布“分共”，对中国共产党员进行追捕杀害，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此失败，也让中国共产党就此转入地下。

树立旗帜

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爆发，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站了出来，与压迫中国人民的反动势力坚决斗争。8月20日，毛主席代表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在当前国民党的旗帜已成为了军阀的旗帜，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才是属于人民的旗帜。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与蒋介石、阎锡山等人打的国民党旗帜相对。

但中共中央因为担心因为这一转变，会导致小资产阶级拒绝参加革命，因此驳回了毛主席建议。可尽管如此，毛主席并未因此放弃，因为需要组织秋收起义，走不开身，所以他委托了彭公达代表自己和湖南省委到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解释。

当中共中央问及，毛主席为什么要抛弃国民党旗帜，改打共产党旗帜的时候，彭公达这样传达道，因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对于革命只是抱着一种基于同情的旁观者情绪，他们的行动都是见风使舵的。如果无产阶级力量强大，那么这些小资产阶级就会附和中国革命，反之则亦然。所以中共中央对于改打共产党旗帜革命，小资产阶级是否会继续跟随革命这点并不用担心。因此，湖南即将发起的这场暴动，最好还是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人民。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毛主席在这个时候提出改用共产党旗帜号召革命，是顺应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提出的，毕竟“国民政府”这个旧容器无法承载“中国工农民主专政”这一新酒。因此，在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就根据了南昌起义的事件，发布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在这一议案中明确指出了，在当前群众看到国民党的旗帜，就如同看到了屠杀与压迫以及白色恐怖一般。

因此，在秋收起义发起前，驻修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仿照了苏联红军军旗的模样，赶制出了第一面工农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军旗，并将大批红领带以及袖章等发给参加秋收起义的农民、工人以及革命士兵们。至此中国共产党进入独立领导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也因此进入了新阶段。

建立武装力量

除了打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外，毛主席还对建立我党的武装力量十分重视。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晚，毛主席就找到了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吉山，要求中国共产党依靠叶挺独立团，争取国民革命军讨伐蒋介石。而后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农民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毛主席还从夺取地主土地防御地主反抗的角度，提出了武装农民的意见。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当时的湖南省45个县组织起了农民自卫军亦或者是工农义勇队。

不仅如此，在“八七会议”上，毛主席还是第一个倡导“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必须明确“政权是在枪杆子中夺取”的思想的中国革命者。

而后毛主席亲自赶赴秋收起义一线，去调查研究和组织起义力量。在这一期间，毛主席还差点反动势力砍了脑袋。但好在主席在趁乱躲进了草丛里，而当时搜查的敌人，离他只有一步之遥，倘若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就算是这样，主席却依旧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建立。

在秋收起义期间，主席还组织了一些正规军队加入到起义当中。可也正是因为如此，毛主席受到了不少同志责难，说他是“军事冒险主义”，就连苏联共产组织也不赞同他的这一做法。但是主席却坚持认为，想要夺取政权，就需要兵力的拥护与协助，否则最后都会失败。

因此，尽管我党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但却因为毛主席在这个时候对军事力量的重视。这才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火种得以保存，并在三大起义之后，建立起了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

上山发展根据地

因为国民大革命的爆发，所以在起义之中，中国共产党想要学习苏联在革命中城市包围农村的路线，进而夺取政权。因此，毛主席在中央的指示下，带领着队伍攻打长沙。然而因为在长沙国民党部署的兵力众多，尽管起义军愈战愈勇，但却无法压制住敌人密集的火力失败。

所以这也让我党原本拥有5千多人，在这一场战斗中大量折损，到最后只剩1500多人。至此，秋收起义部队不得不开始向文家市退兵，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工农红军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摆到了共产党人面前。

而一直在第一线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毛主席，深知农民武装力量动摇封建势力迸发出的巨大威力的强大。所以早在“马日事变”后，主席就曾号召过大家，“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而后在，1927年7月4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还明确提出了“上山可造成军事力量的基础”这一动议。

因此在8月9号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商议，如果三大起义时候后，中国工农红军该何去何从的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在听到有人提出应该到广东去的意见时表示，就算是失败也不应该去广东，而应该上山。在八七会议期间，瞿秋白曾邀请毛主席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时候，毛主席也毫不犹豫地反驳了并表示，“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而正是因为在早期积累的经验，让因此领导秋收起义队伍攻打长沙受挫的毛主席，在听到起义军军官余洒度、苏先俊等人，坚持原计划，不动摇攻打敌人守备森严的大城市不动摇的主张的时候，毅然决然的再一次将发展工农武装着眼点放在了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群众身上。

因此，在1927年10月之时，带着部队“上山”的毛主席，结交了袁文才和王佐这两个朋友，并靠着这两位“绿林朋友”，主席成功在井冈山站稳脚跟，为中国革命战略转移找到了适合的落脚点。更在中国共产党自主探索的革命道路上，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而这也是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到的重要工农武装格局思想，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理论的雏形。

三湾改编

1927年9月末，毛主席带领部队来到江西省永兴县三湾村，在这一期间，主席不断思考导致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尽管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6年之久，但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军队。并且虽然我党在这一期间，整合了一些国民党军队，也在这些军队中建立了党组织，但这些影响都是设立在团一级的。

在连一级因为没有党组织，所以无法对群众进行影响，这也就导致了我党无法掌握士兵。所以尽管我党影响掌握着叶挺与贺龙部队，但却依旧一次一次地被击溃。

想清楚这些问题后，毛主席在带领部队到达三湾村的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提出了“党建设在连上”的重大主张，而这一主张让当时起义军担任领导等人陆陆续续站了出来，对毛主席提出的意见进行反对。但最后都在听完毛主席的解释后，最后认同主席的观点。

而后，主席先是给钱遣散了不想继续革命的人，紧接着确立了在连队中建立党组织，排中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拥有党委的制度，并以此确立了“党指挥枪”，而并非是“枪指挥党”的重要原则。再则，在连队中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现了官兵平等，破除了过去部队的陋习，并在这一期间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准则。

而正是因为毛主席对军队的这一改变，才真正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军人素质得到了提升，也为中国共产党建立一支打不垮的军队提供了经验。而这也是毛主席在中国历史进程上，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观察以后，推动中国共产党而做出的巨大贡献。

古田会议

三湾改编后，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革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朱德与陈毅相继带着部队到此地与毛主席会合，而后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在井冈山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但朱德带领的28团与毛主席带领的31团，却在这个时候因为互相看不对付的原因，而存在一些摩擦。而毛主席与朱德也因为在对待革命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所以对于是否要建立军委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可尽管如此队伍内部存在一些问题，但因为陈毅、朱德、毛主席三人顾全大局，所以这些小摩擦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大家的努力下，井冈山根据地发展得愈来愈大。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参加过南昌起义，而后到苏联留学归来，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井冈山的刘安恭打破了这一和谐。在到达红四军根据地后，初来乍到的刘安恭依仗着自己在德国与苏联多年的留学经验，以及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对苏联军事体系以及军队建设极为推崇，在不了解红四军具体问题的情况下，开始对毛主席的作战指挥以及带领的方式等方面指手画脚。

因此，罔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照搬苏联成功经验，处理红军内部事务的他，就任军委书记的没几天，就让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因此激化。并且他还指示“前委就只讨论行动的问题，不能管理军事”。而这一决定让掌管着红四军前委的毛主席与掌管着军委的朱德的矛盾更加尖锐。

不仅如此，刘安恭在教条式的指责着，红四军建立的规章制度在“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并不存在”，是土里土气的行为，并嘲讽毛主席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和“自创原则”，批驳毛主席掌管的前委“管得太多”是“书记专制”“家长制”，而因为刘安恭的与红四军领导人中的指导意见的不和，并因为是否要继续保留前委的问题上，红四军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也因此召开了扩大会议，尽管这一会议以绝对领先的票数将临时军委取消了，并将刘安恭免职。但这一做法却没有解决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反而是让红四军内部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任务等问题的分歧变多了起来。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而在这一次会议中，重选了由陈毅、朱德、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人组成了新前委，毛主席也因此落选。至此，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

然而在毛主席离开新四军到闽西地方工作后，红四军中的民主作风愈发盛行。大量的红四军领导对于建军思想，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在一些实际问题上也有不小的分歧，因此在争论公开化的同时，前委对于大家也没有进行正确引导，反而是提出“大家一起争论”建议，这让红四军因为“过于民主化”，而导致很多问题争论不休，并且官兵都“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到最后都没有定论，最后因为各执己见，而被迫搁置。

而因为这样的问题十分严重，所以在8月，陈毅赶赴上海就任之时，一连写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等7个报告向中央汇报，希望能借此机会找到解决方案。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当即组建了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的委员会。

自此之后，周总理时常到陈毅的住所谈话，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周总理与陈毅从革命根据地，到军队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详谈，而正是这一次谈话，大大的提升了陈毅对农村武装斗争的认识，也了解了到了在当前极端的民主化，已经对全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这才是导致红四军纷争的根源，因此这几次长谈也被陈毅称为是“培训班”，至此之后，陈毅心悦诚服的转变了自己的观点，接受了党中央的批评。

因为周总理对于陈毅、毛主席以及朱德都十分了解，并且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就和陈毅朱德认识，在加上他还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及共同革命的友谊，让两人的关系十分亲近，所以在听完陈毅的汇报后的一次长谈中。周总理十分直白的问陈毅“你觉得你能行吗？”而后接着说道“快回去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吧。”

因此在1929年9月28号之时，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由陈毅执笔，周总理、李立三、陈毅讨论定稿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在这封信中，严重的批评了红四军中极端民主化，大大的强化了毛主席个人以及红四军中政治领导的权威，也让毛主席在红四军中成为政治领导的核心。

12月下旬，古田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根据中央来信，以及红四军的具体情况，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总结。

并在军队建设中，明确的指出了“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指示，确定了中国红军的性质。并在决议案中，规定的红军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进而阐明了军队与党的关系，划清了中国红军与老式军队的界限。

因此，古田会议，还是红军中政治委员制度确立的十分关键的一步，而这一关键节点中，毛主席对于红军对于的把控，也是强化了“党指挥枪”原则的重要的一步，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也是历史选择毛主席的第二次。

遵义会议

1931年9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这一期间，因为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恶痛绝”，不断对我党发起“围剿”战争，这让中国共产党的处境十分艰难。

尽管在前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都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成功击碎了国民党的阴谋，但因为博古、李德等人严重的“左倾思想”，让中国共产党损失十分惨重。

特别是在湘江之战中，尽管中央红军在国民党手下突破了三道封锁，却也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让8.6万人的中央红军以及中央机关人员，因此锐减到3万人。

在加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长征后的盲目逃跑主义，让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岌岌可危。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众多的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等人罔顾实际情况，瞎指挥的情况十分不满。

也正是因为如此，一直关注着前线的毛主席，对于他们的本本主义与严重的“左倾”思想十分不满，党内将毛主席重新推选为红军军事指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大量的将领在长征途中，不断反思自己的错误，至此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地位开始被动摇。

就在这一时间里，主席与还在养病的王稼祥一起同路而行，两人就中央红军的行动、转移路线、作战方针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至此，王稼祥彻底被毛主席的个人魅力以及高超的指挥艺术征服。

再加上因为红军在转移期间，大量的通讯设施被毁，所以这也给了中共红军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与王稼祥兵分两路说服了张闻天、聂荣臻、周恩来、朱德等人。并敲定了，在遵义会议上，只讨论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以及将各个军团的首长都召集过来的行动方针。

1933年1月15号，中共中央在趁着在贵州遵义的休整时间，召开了遵义会议。在这场会议上，众人对博古、李德等人瞎指挥的错误，从理论到事实，从表面到深层的意义指出，也让几乎陷入灭顶之灾的中国红军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在第二天的会议中，第一个发言的毛主席，在一开始就将矛盾指向了李德与博古两人，并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实质点了出来，而这也为中国革命点明了方向。

因此，在众人的拥护下，一直被“左倾”分子，排除在外的毛主席重返红军军事指挥核心。将中国红军错误的思想扭正，避免了中央红军覆灭的危险。

至此以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用四渡赤水的迂回方式，巧妙地躲过了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而后翻越了数座雪山，越过了荒无人烟草地，在转战14个省后，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为抗日战争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为中国红军保留了革命的火种，也为中国共产党翻开了新篇章。

以上就是历史3次选择毛主席的重要典型，换句话说，与其说是历史选择了毛主席，倒不如说是，毛主席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一直与人民走在一起，所以作为与人民最亲近的人，主席做出的决定和选择，切合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历史的选择，所以是人民与党选择了毛主席，而并非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