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给乾隆翻修辟雍，预加拨白银三千九百余两，乾隆：一派胡言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刘墉就任工部尚书一职。工部虽居六部之末，但作为掌管工程水利、屯田及官营手工业等政令的机构，历代不可或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有司空等官的设置。
在任工部尚书的近一年时间里，刘墉除兼署吏部尚书、国子监事务、尚书房总师傅等职外，他主要主持了国子监辟雍的修建、内廷换琉璃瓦事宜。
乾隆中叶，清朝进入极盛。乾隆的自得心理在各方面都能体现出来。在文化上搞了一部旷古未有的《四库全书》，但他还有一些遗憾，如国子监的辟雍年久失修，与中央最高学府的地位很不相称，更重要的是，没有辟雍，天子无法驾临，而天子不驾临国子监，对于崇文佑古的乾隆而言，总像缺少点什么，也与盛世不相符。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初，乾隆驾临国子监行祭奠先师孔子礼后，便欲效法前代圣王，搞一次临雍讲学大典，遂于初七日下令修建国子监辟雍。派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刘墉、侍郎德成，前往阅视，度地鸠工，诹吉兴建。当天，德保、刘墉等即将辟雍图式呈进御览，乾隆批道：“据德保等将辟维图式呈进，自应仿照礼经旧制度地营建。即著德保、刘墉、德成总司其事，敬谨承办，以光盛典”。
但辟雍工程并没有立即上马，原因是要仔细研究程式，准备物料，加之国子监缺水，无法直接修筑泮池，需要打井汲水等故工程，真正动工是在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五日。
在此期间，刘墉曾于四月初和王杰、曹文埴、彭元瑞、金上松一起人值懋勤殿，随后又奉派与福隆安、和珅、胡季堂、金简、德成一起督办内廷换境璃瓦事宜。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刘墉奏报辟雍工程事务，称殿基挖出的土多系沙土，不堪使用，除可以使用土方外，尚需添买黄土五百余方，又需要将不堪使用的土方九百五十余方运到安定门外城根铺垫，故需加拨银三千九百余两。
乾隆接奏后非常生气，说：所奏十分错误。殿脚地基，本来应该坚固，但河内既有挖出之土，又为什么不琪筑打使用，转欲将挖出土方运到城根平垫？另买黄土添用，往返运送，只是白白浪费银两。且将来打土入地，不能再加验看，最易作弊。况京城各处工程，俱筑地基，从未见有添买土方之事，自系该监督等因德成奉差在外，即藉词出运添买，为开销运价地步，总未能绝弊。
而刘墉等不等德成回京商量办理，即行据呈具奏，自系为其所愚。刘墉于工程本未谙悉，朕自不加责备，至德保原属无用之人，其于工程，自更懵然罔觉，更不足责。此事著添派金简，将此项土方切实查勘，如该监督等果有借词开销情弊，即行据实参奏，等德成回京后，此项工程即责其二人办理。将此传谕金简并刘墉、德保、德成知之。随后即以金简负责此项工程，而乾隆本人也时时过问此事。闰三月二十四日，金简奏报辟雍工程事务，请将泮池水改为四尺等，以为更加壮观，没想到这次“讨好”又让乾隆给驳回来，乾隆批道：
朕的意思泮池止须三尺尽足适观，且易于添换新水也可以免除停蓄垢汗之虞，著传谕金简遵照妥办，务率同该监督等将灰土砖石如法成做，筑打坚实，不使稍有渗漏，方为妥善。至殿座四面，仍应添安擎檐，庶足以壮观瞻，且所需费亦属无多，仍照原奏办理。
该工程于乾隆五十年初竣工，辟雍建于彝伦堂前，圆顶方宇重殿，槅扇四向各成三间，殿内合为一。宽深皆五丈三尺，外周以廊，深六尺八寸，出檐四尺三寸，池内方基长宽各十一丈二尽。池圆径十九丈二尺，四达以桥，桥各长四丈，宽二丈二尺、池周围有栏。竣工之时，乾隆钦派大学士伍弥泰、大学士兼管国子监事务蔡新、祭酒觉罗吉善、邹奕孝为临雍进讲官。
与此同时，乾隆还令将太学门、集贤门、绳愆厅、博士厅、六堂等处原有的横式匾额改换竖额，加添清文，以示满汉文字并行不悖。为了告诫后人，他提倡汉文化并非遗弃满洲赖以立国的“国语骑射”等传统，乾隆还亲自撰写了兴建辟雍碑记，来体现这种思想。其《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称：
国学者，天下之学也。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日泮水。北京之国学，自元历明以至本朝，盖五百余年矣。有国学而无辟雍，名实或不相称，虽有建议请复，以乏水而格部议，至今未复，乾隆四十八年春始有复建之谕，五十年冬乃全部竣工。
北京为天下都会教化所先也。是工之举也，恐后人执复古之说，于一切衣冠典礼皆效汉人之制，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甚属不宜也。朕的子孙要体会朕的此心，于可复古者复之，其不可复古者，断不可泥古而复之，夫徒有复古之虚名，而致有忘祖宗之实失，非下愚而何？与不为也。予敬以是告子孙，以保我皇清万年之基也。乾隆防微杜渐工作做得很好，搞一个辟雍大典，本是汉族王朝的做法，是显示一下盛世，夸示一下宏伟，但他又担心他的子孙误会了他，以为一切都要取法汉制，因而发谕旨专就此事讲明他的真实态度。
乾隆五十年二月，临雍大典如期举行。乾隆对辟雍工程颇为满意，除礼部尚书德保因典礼时安排有失免予议叙外，刘墉、金简、德成等都给予议叙。乾隆自己也赋诗四首以为纪念。诗中表现了他超越周文王、周武王等的自得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