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24日至28日，80岁的毛泽东出席了党的“十大”。

大会闭幕后，人民大会堂发生了感人的一幕：

会议代表们全体起立鼓掌，按惯例欢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离开会场。

而毛泽东却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微笑着看着大家。

一旁的周恩来站起身，热情洋溢地对代表们大声说：“毛主席要看着大家离开，请同志们先走！”

等代表们全部离开会场后，毛泽东才在工作人员搀扶下艰难地站了起来。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却罕见地没有亲自讲话。

这是因为，毛泽东的病情加重了，身体虚弱，以至于不能自主站立起来。

如今，每当看到这段视频，不少人的心里还是会百感交集，心生悲戚。

1921年，时年28岁，风华正茂的湖南代表毛泽东出席了党的“一大”，并担任了会议书记员。

“弹指一挥间”，毛泽东病了，老了，他的行动已经非常不便了。

“十大”闭幕三年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毛泽东有生之年，中共召开过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七次到会，缺席了三次。

与所有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极其重视党的代表大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缺席会议？

那个时候他在哪里，在干什么？

毛泽东缺席党的“六大”，为什么仍然高票当选为中央委员？

让我们一一解开谜团。

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中共“一大”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由上海回到长沙后，马上着手发展党员，筹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

夏明翰、杨开慧、易礼容、毛泽民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是个实干家，这是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

很快，中共在长沙的党员数量就超过了10人，是时候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了。

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城外的一片丛林里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支部书记，确定当前的三大主要任务为：发展党的组织，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培训革命干部。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开了句玩笑：“民国建国日是‘双十’，我们共产党湖南支部的成立日是‘三十’，比他们还多了一个‘十’。”

因此，“三十”就作为中共湖南支部成立的纪念日。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年轻的共产党人纷纷深入学校、报社、工厂、煤矿。

他们广交朋友，开展工作，慎重地吸收其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

为了培养革命骨干，毛泽东还巧妙地利用了船山学社，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自修大学后来被誉为湖南“革命策源地”。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局决定在上海召开“二大”，会议时间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接到出席“二大”会议的通知后，毛泽东安排好手头的工作，提前几天去了上海。

然而，几天后，毛泽东却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原来，出于安全考虑，临去上海前，毛泽东默记了会议地址，烧毁了记有会议地址的纸条。

然而，到上海之后，毛泽东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二大的会址了。

当时，“二大”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家里召开。

一年前，“一大”是在李汉俊家里召开。

因为记不清会议地址，又不便四处打听，毛泽东在上海逗留了两天后，只能打道回府，回到了长沙。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这样解释说：“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毛泽东就这样遗憾地缺席了“二大”。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缺席党的代表大会。

不久之后，陈独秀安排人给毛泽东送去了全套会议材料。

按照“二大”会议精神，毛泽东继续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和领导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等一系列罢工运动。

湖南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了高潮，陈独秀对“实干家”毛泽东赞赏有加，称赞毛泽东领导的湘区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楷模”。

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作为“四大”代表，毛泽东却在十几天之前离开了上海，第二次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毛泽东病了。

毛泽东得了严重的失眠症，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精神不振，脑袋发胀，疲困乏力。

据说，毛泽东后来“昼夜颠倒”的作息习惯就是这个时期养成的。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次“缺席”会议的经历，当时，毛泽东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给别人当秘书是不那么好当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在两方面都是秘书，我是有发言权的。”

斯诺想要追根问底，毛泽东却岔开话题，不愿意再说下去。

历史上，中共“三大”通过了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决定，按照党中央的安排，毛泽东不仅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还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会后，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成立执行部。

以加强上海地区的工作，毛泽东被派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还兼任组织部秘书。

这是毛泽东当时在国民党内的任职情况。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局秘书，直接协助陈独秀总书记的工作。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秘书的工作无非就是写写稿子、做做会议记录，如此而已。

事实上，毛泽东这个秘书没那么好当，正如毛泽东所言-“给别人当秘书是不那么好当的。”

不论在国民党方面，还是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这位大秘书都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

先说国民党方面。

毛泽东刚到国民党执委会上海执行部时，这里的负责人是国民党组织部部长胡汉民。

毛泽东这个秘书的职责就是协助胡汉民的工作，刚开始那一阶段，各方面的工作还算顺利。

胡汉民是中山先生的得力干将，中山先生经常邀胡汉民一起商量大事，因此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基本由毛泽东负责。

胡汉民对毛泽东这位青年才俊非常器重，也较为尊重，在来往的信件里，45岁的胡汉民一向尊称31岁的毛泽东为“润之我兄”。

随着胡汉民调回广州，叶楚伧接替胡汉民负责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的苦日子降临了。

叶楚伧只比毛泽东年长5岁，他是中央执委，也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

对毛泽东这个“跨党分子”，叶楚伧一直持戒备心理，处处为难秘书毛泽东。

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与叶楚伧的矛盾人人皆知。

最过分的时候，叶楚伧竟让人撤去毛泽东办公的椅子，逼得毛泽东只好站着办公。

在这样的状态下，毛泽东不得不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负责文书科工作。

而叶楚伧对共产党人的排挤并未因此停止，后来居然发展到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这样的地步。

因此，毛泽东在叶楚伧手下的日子何等难过可想而知。

再加上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矛盾不断加剧，导致经费不能按时发放，事务无人打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几乎停滞。

毛泽东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终于累垮了。

再说说中共方面。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局秘书，事实上也就是陈独秀总书记的秘书。

起初，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合作得还不错，可是，不久之后，毛泽东与陈独秀在不少问题的观点和处置方法上产生了分歧。

毛泽东年轻气盛，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更不会趋炎附势。

而陈独秀则是党内知名的“大家长”，根本容不得不同意见。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都曾与他有过激烈冲突，以至于造成一个脱党、一个被开除出党的不良结局。

于是，总书记与秘书经常发生争吵，结果总是以陈独秀获胜、毛泽东保留意见而告终。

这年的12月底，身心俱疲的毛泽东请假回了湖南韶山的老家。

据说，毛泽东一离开上海，叶楚伧便大摆宴席，举杯庆祝。

1925年1月11日，中共“四大”如期在上海召开，已经请假回韶山养病的毛泽东则第二次缺席了党的代表大会。

“四大”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均“名落孙山”。

回到韶山的毛泽东一边安心养病，一边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越来越盛，国共合作实质上已经危机四伏。

毛泽东同时预感到，国民党反动派随时都可能打起“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做好反击的准备，革命将遭受重创。

令毛泽东坐立不安的是，国共矛盾发展至此，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却还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忧心忡忡的毛泽东这时把目光重新投向了广阔的农村。

这一次，毛泽东在韶山一住就是203天，说是养病，但是毛泽东并未闲着。

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毛泽东搞起了农民运动，写就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通过农民运动，毛泽东为中国革命走出困境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率部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

在毛泽东感召下，袁文才、王佐接纳了秋收起义余部，毛泽东终于在井冈山落下了脚。

在井冈山，毛泽东领导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12日，毛泽东派何长工去长沙、衡阳等地，向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汇报秋收起义部队情况，并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殊不知，朱德也在四处打听毛泽东的消息，得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消息后，即派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

1928年4月24日前后，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以及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35岁。

就在毛泽东还沉浸在朱毛会师的喜悦之中的时候，中共中央给毛泽东发来了出席中共“六大”的通知。

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间定为1928年6月18日起。

自己是否可能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的最迟的态度是“走着看”，到最后，不得不放弃参加此次会议。

朱毛两军刚刚会师，眼前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作为井冈山的领头人，毛泽东实在离开不得，也不便离开、不敢离开。

在那段时间里，朱毛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担任了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

4月底，朱德、毛泽东领导第四军一举攻占永新城，成功打破国民党的第二次“进剿”；

5月4日，朱毛两军在宁冈砻市举行会师庆祝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毛泽东、朱德还总结以往的作战经验，概括出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

5月中旬，朱德、毛泽东率第四军击溃赣军第27师师长杨如轩，再克永新城，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进剿”；

6月中旬，朱德、毛泽东率第四军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进剿”；

6月下旬，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为红四军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

因此，毛泽东虽然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却保存和发展了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

中共“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如期在莫斯科召开。

会议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武装斗争的基本策略，同时明确提出既要反对“左倾”，也要反对“右倾”。

在这次会议上，缺席“六大”的毛泽东的名字意外地出现在中央委员之列，而且得票数高于周恩来、蔡和森、项英、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等人。

事实上，这个结果绝非偶然。

毛泽东在井冈山初创根据地时，党内当时还弥漫着浓厚的“左”倾思想，中央偏重于城市斗争，并没有重视“山沟沟里的”井冈山。

通过解密档案可以发现，1928年5月25日，留守中央成员李维汉曾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过一封信。

在信中，李维汉用了较大篇幅，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评价“湘赣形势喜人，相当地好！”

这是中共第一次向共产国际介绍和宣传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

李维汉信中的观点正好与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负责人米夫对土地革命的见解不谋而合，看过这封信，激动不已的米夫立即将这封信转寄给了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高层领导。

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同样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和高度评价。

就这样，毛泽东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影响迅速从“山沟沟”扩大到莫斯科，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共党内具开拓意识、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

因此，缺席“六大”的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并不意外，而是实至名归！

究其根源，还在于毛泽东在井冈山成功开展的斗争实践：发动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这些正是共产国际倡导的中国革命路线，与中共“六大”会议精神也奇迹般地高度吻合。

这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道路上，毛泽东总是高人一筹、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勇立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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