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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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月24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全权。

袁世凯下令撤销孙中山的职务，是因为宋教仁死后老袁又调动军马来硬的，大家彻底撕破了脸，已经开始军事行动。

这种情况下，袁世凯自然不可能再维持孙中山的任何政府职务。

今天我们不说这些，就看看民国时期为什么要废除春节？

民国有过两次废除春节的行为，只是流于政府文件而已。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时期。

革命政府希望移风易俗，决定废除旧有的农历，改用西洋的公历。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

对此，人民倒是没有反对。

反正平时他们仍然用农历，公历仅仅是政府专用。

没想到政府进一步认为，农历既然废除，旧有农历的节日似乎不应该保留。

政府就出台了一个文件，提倡包括春节在内的节日一律不过。

人民同样只是听听而已，平时舞照跳，妞照泡，春季照过，政府公务员私下也过节。政府当然不敢强制执行禁令，谁都不愿意犯众怒。

袁世凯时代，政府机关到了春节同样放假。

黎元洪政府曾经要求政府职员春节不放假，也只是政府内部自己搞搞。

不过，春节老百姓都放假了，谁来政府办事？

政府职员只能呆坐几天罢了，还会骂不绝口。

第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7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重蹈覆辙，又疯起来，要求废除农历制度，从此不过春节。

那个时代，有很多另类前卫的怪事。

资料这么写：1927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国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震颤着武汉三镇妇女的心灵。3月8日，国民政府组织20多万军民在汉口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随后，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突然，名妓金雅玉等人赤身裸体，挥舞着彩旗，高呼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等口号，冲进了游行队伍。她们都认为“最革命”的妇女解放，是裸体游行。

此举导致舆论大哗，国民政府低调处理了此事，不让媒体炒作。

后来清党分共，武汉被国民党亲共人士控制。此时武汉《市民日报》披露五一节裸体大游行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满城风雨，各种谣言四起，真假难辨。

社会上广为流传说省市妇协将举行裸体大游行、中央军校的妇女队带头裸体游行、国民政府实行共产共妻……汉口市妇协为了澄清谣言，抓住了三个热心于裸体游行的小头目刘君玉、尹风初和汤莲英，并用敞篷马车拉着她们游街示众，三个人被五花大绑，每个戴一顶纸糊的很高的博士帽，帽子上分别写着“组织裸体游行的首犯刘君玉”、“组织裸体游行的主犯尹风初”、“组织裸体游行的从犯汤莲英”……5月中旬以后，武汉大部分商店都停止了营业，工人大批失业，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反革命势力乘机兴风作浪，制造混乱，流氓刘实森组织30个少妇进行裸体游行预演，准备配合反革命政变。省妇协及时对裸体游行的阴谋进行反击，配合公安局侦破了流氓所设的秘密机关，惩处了流氓要犯，并调整了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然而，裸体游行的实际行动虽被制止了，谣言却并未就此熄灭，直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宁汉合流，“裸体大游行”一直是反革命势力津津乐道的话题。

总之，这个妇女裸体游行，闹得天翻地覆。

好在，蒋介石是老派人物，很重视中国传统，对于移风易俗还是持稳重态度。

在他的命令下，春节的禁令仍然局限于政府机关职员而已：旧历年关，凡我政府所辖之行省内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民众，不许放假庆贺、拜年、张贴春联、县灯结彩。

即便如此，禁令同样招到痛骂，连知识分子都站出来抵制。

以往的中国人是很忙碌的，工农兵商阶层往往全年无休的忙一年，只有春节才能真正放几天假。

春节的名堂很多，有一大堆礼节和模式。如小辈给长辈拜年，一般认为会关系到长辈一年的运程。各种祭祀仪式，包括一些地方还要去祖坟祭拜，则关系到全家一年的好运和对祖先的尊敬。

站在老百姓角度，取消春节简直是倒行逆施。

1934年的春节，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羡林在日记里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无奈之下，1934年，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华夏历，也不再鼓吹废弃春节，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基本风俗，谈何容易！

在文革时期，大力鼓吹移风易俗，砸烂旧世界旧传统，要将旧有节日当做四旧，要求全部破除。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67年，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群众“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战斗化的春节”。春节之际要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到腊月二十八，大年三十不歇脚，除夕吃忆苦饭，初一早上就出工。春节不再放假，传统习俗则视为四旧被废除。

城里人不得不遵守这个禁令。

为啥？

工厂让你过年上班，工人们只能遵守。

一个上海的青年工人刘其舜的记忆中，认为春节还是偷偷在过，只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哥哥姐姐们都还没下班回来，未婚妻小张又急着回家，刘母就给他们俩做了简单的年夜饭。按照老家的风俗，先吃了宁波汤圆，甜食之后还要“漱漱口”，又吃了两口带鱼。吃完饭后，刘其舜送小张回家。街上，行人稀少，“中央文革小组来电”“一月革命万岁”“砸烂某某的狗头”“火烧、炮打、揪出”……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到处可见。一路走来，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家家大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改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春联。没有哪家敢在年夜饭前点烛焚香，摆上碗筷，供上六七个菜，磕头祭祖。

那一天，没有最高指示出来，因而也没有鞭炮声。平时总在响的高音喇叭似乎也静止了。街头很平静。也许造反派也想过年吧？毕竟还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刘其舜这么猜测。刘其舜并不知道，小张跟他将缘尽于此，因为她母亲执意要让她找个“成分”好一些的人。这时候已经是12点了。那年腊月是小月，除夕其实是大年二十九，紧接着就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天气极冷，快要下雪了，初一还要正常上班呢。刘其舜在心里感叹：今年真倒霉，没有年三十。

乡下很多地方，一样过春节。

生产大队一再宣传：“五不准”不准放鞭炮、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不准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不准赌博。

乡民们仍然拜年、给压岁钱、全家吃饭，只是遮遮掩掩罢了。

当然，有些比较积极的村子则不是如此。

一位乡下居住的老奶奶给城里的孙女写信如此描绘农村里的革命化春节：“今年公社里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比往年更加欢乐，更有意义！家家都不请客送礼，除夕那天，全公社大小，都拥进小学礼堂，参加你堂哥兴原的新式婚礼。新郎新娘先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行个礼，接着党支部书记达明叔讲话，表扬他们破旧俗、立新风，不坐花轿，不办酒席，带头晚婚(男的28岁、女的25岁才结婚)，听党的话，不愧为贫下中农本色，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大家说说笑笑、拍拍手，吃喜糖，怪有意思的。我看新式结婚就是好，既热闹，又省钱！除夕晚上，锣鼓喧天，俱乐部的业余剧团，为大家演出革命现代样板戏。大年初一，报喜队到．到军属家拜年贺喜。人们刚辞旧岁，就沉不住气了，纷纷下田挑河泥。全村子热气腾腾，今年一定又是一个丰收年！”

于是，文革刚刚结束，群众们就表示了不满：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和《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来信的读者一位是工人，一位是农民，信中朴实地表达了他们对“革命化、战斗化春节”的疲倦：

“林区第一线的工人不休星期日，一年中仅有这么几天假日，应该让他们好好地度过这个节日！”“既然是‘法定假日’，除了像医院、铁路等确实不能休假的部门需要轮休外，都应该依法休假，不要任意去改变！” “农民一年到头，春节是放假休息的时候。说实在的，春节不放假，搞疲劳战术，群众过不好年，心里不痛快，干活也干不上劲！”

几天之后，部分省份开始宣布恢复春节休假。到了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了春节休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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