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中心医院北部旧时曾有一片偌大的墓园，俗称赵家林，1958年毁于“大跃进”运动。这里曾经安葬着近代史上闻名遐尔的赵尔巽及其家族成员。民国学人奭良《清史馆馆长前东三省总督盛京将军赵公（尔巽）行状》（以下简称《行状》）载：民国十六年（1927）尔巽卒，以其年“九月十六日葬于泰安先茔之左，公夙志也。葬前三日雨，葬之日，初日轩朗，日中下窆，泥泞皆乾，会葬宾客共不嗟异。”[1]赵尔巽堪称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不仅担任过清朝晚期多个地方的“封疆大吏”、还在民国初年主持编纂了皇皇巨著《清史稿》，并与泰安结缘甚深，最终归宿泰山。其政绩文章曾名噪一时，生平事迹收录《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近代史词典》等大型辞书。

那么，赵尔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官宦世家

赵尔巽（1844～1927），字公镶，号次珊，又号无补，汉军正蓝旗人。因在晚清时期先后担任过大江南北数省的巡抚和总督，故又被当时的官场人士尊称为“次帅”、“赵次帅”，或者“赵制军”。赵尔巽祖籍辽宁铁岭，其祖上为辽东汉军旗，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赵尔巽呱呱坠地这一年，其祖父赵达镛被清廷任命为山东莱州知府，不久全家迁居莱州城。后来，其父赵文颖进士及第后历任山东蒙阴、阳信、商河、阳谷等地知县，钦加知州衔。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经过山东，攻打阳谷县城，当时赵文颖刚刚履任，城陷后为清王朝殉节而死。

落居莱州的赵家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家族。从赵尔巽的祖父算起，到赵尔巽这一代，共出了五个进士。其中，除了他的祖父赵达镛和父亲赵文颖均系进士身份之外，赵家四兄弟中就有三位榜上有名，分别是同治十三年（1874）兄弟同举进士的老大赵尔震和老二赵尔巽，以及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及第的老四赵尔萃。赵尔巽的大哥赵尔震考中进士后，官至工部郎中。四弟赵尔萃进士及第后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任山东夏津知县，后以三品道员身份分配到直隶候补，旋即辞官，卜居泰安，民国六年（1917）卒老于此。三弟赵尔丰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仕途之畅达可直追胞兄赵尔巽。赵尔丰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随四川总都锡良入川，权永宁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任建昌道，次年加侍郎衔，充川滇边防大臣；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防大臣，为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过积极贡献；宣统三年（1911）三月署理四川总督，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因忠于朝廷被新任都督尹昌衡派人处死。在赵家四兄弟中，赵尔巽的官职最高，影响也最大。他进士及第后即飞黄腾达，从翰林院一介庶吉士，最后做到了东北三省总督的高位。期间几乎每两年擢升一个官阶，其平步青云的晋级速度，在晚清时期恐无出其右者。其仕途生涯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在皇帝身边的翰林院做庶吉士、编修和御史的时期；二是外放各地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一直做到了督抚要职的时期；三是前后两次主政东北三省时期；四是民国成立后主撰《清史稿》，并担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政院院长等职的时期。由晚清到民初，是一段改朝换代的动荡岁月，赵尔巽能够顺利穿越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浪，成为清末民初政坛少有的“不倒翁”之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二、清流诤臣

赵尔巽从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开始，到光绪十二年（1886）被朝廷外放贵州石阡府知府，其间长达12年。在这12年中，赵尔巽实际担任的是清廷“言官”的角色，特别是光绪八年（1882）被任命为御史后，专事清议之职。清代的“言官”雅称“清流”。史家姜鸣曾说，这些人“都是从翰林院起步的儒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而闻名朝野”[1]。时人也形容他们“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纳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2]。在清末动荡的政局中，“清流”系一派重要的政治力量。与翰林院前辈张之洞、张佩纶等清流名臣一样，赵尔巽在担任言官期间，亦不失辞锋锐利，直谏诤言，每有上疏，总能轰动朝野，惊骇君臣。其中两次著名的上疏纠弹事件，为他赢得了诤臣盛名。

第一件是他和盛昱等同僚一起，向光绪帝建议醇亲王不宜参预机务。赵尔巽所指醇亲王即光绪帝的父亲、道光帝的第七子奕譞。在同、光年间，奕譞先后主持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军衙门，位高权重，名震朝野。但此人一贯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为人谨慎谦卑，从不因身份显贵而稍露锋芒，由此而落下了“懦弱”的名声。尤其在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面前，他除了唯唯诺诺、俯首听命外，绝少真知灼见的治国良策，政治表现平庸。尽管这样，但奕寰太上皇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在朝堂上依然受到百官追捧。赵尔巽乃一介官阶低下的御史，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弹劾皇帝的亲生老子，其胆略和气魄不同寻常。

第二件是弹劾两江总督、中兴名臣左宗棠。左宗棠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湘军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统军收复新疆被侵国土的民族英雄。其人以性格乖张、脾气暴躁而著称。当时，风头正劲的左宗棠响应朝廷的诏命，向皇帝大力推荐曾国藩之子、副都御史曾纪泽。对此，赵尔巽以为左氏违反了朝廷的有关规矩，上疏批评道：“三品京堂，例不保举，以疆吏而举风宪长官，殊为失体。”[3]赵的谏章被光绪皇帝看到后，立即下诏将左宗棠一事交吏部严议。最后，左宗棠终被“罚俸”。一向强势的“湘军大帅”，竟然栽在一个御史手里，可谓左宗棠政治生涯中一次不小的挫折。历史地看，曾纪泽不失为外交大才，左宗棠应诏荐贤是为国家着想，但他的鲁莽行为却违背了官场规矩，而身为御史的赵尔巽上疏弹劾系职责所在，为的是维护朝规尊严，所以令左宗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赵尔巽的能言和敢言，甚至连慈禧“老佛爷”也要对其敬畏三分。对此，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赵尔巽外放贵州石阡知府时，按照惯例要去皇帝那里接受面谕。当时，清廷实权掌控于慈禧太后手中，“老佛爷”见了赵尔巽第一句就问：“汝今后尚欲有言否？”赵尔巽不客气，从容回答：“奴才尚欲有言，当请都察院代奏。”赵出京之日，果然由都察院代呈了两件密奏：“一言时政”，虽然慷慨陈词，但并无出奇之处；另一件却是一声响雷，直接批评了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幸赵尔巽为旗人籍，深受清廷信任，故慈禧未予追究。

三、痴心洋务

赵尔巽官运亨通，其仕途生涯几乎履及当时清政府所设置的所有地方官位，从知府到兵备道、按察使、布政使，一路做到了被称为“封疆大吏”的巡抚和总督，而其最为高潮的部分，还在于他担任一省的巡抚和数省的总督、为期达9年之久的“封疆大吏”时期。

“封疆大吏”这个称谓，在有清一代是有特定含义的，是那些总揽一省或数省军政大权、镇抚一方的督抚们的专称。其中的“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在“巡抚”以上设置“总督”，也称“制军”。清代后期全国设置9个总督衙门，分辖2至3省。“总督”的权力比“巡抚”更大，除统管辖区内的地方政务外，还统辖当地的军事大权，因此只有皇帝信得过的人才能荣膺此任。赵尔巽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先署理山西巡抚，后担任湖南巡抚、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和钦差大臣、东北三省总督等要职。其间的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还直接任命他做了数月的户部尚书。

赵尔巽出任各地地方最高长官的时候，正值“庚子之乱”刚刚结束。面临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严重政治危机，清王朝内部的一些开放官员重拾“洋务运动”的余绪，纷纷在各地兴办新式学校、开设近代工厂、修建铁路、派遣留学生、编练新式军队和设置警察机构，试图挽救病入膏肓、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赵尔巽就是这些开明督抚中的一员健将。清人李伯元在其《南亭笔记》中曾专记赵尔巽痴心洋务一事，说他不仅在湖南任上创办了多所专科学校，还经常喜欢到高等学堂演说民权自由之理。其间有一学生站起来反驳，赵当连夜赶写了一篇洋洋千字的答辩书，文中遍引华盛顿、赫胥黎、克林威尔、林肯、孟德斯鸠、西乡隆盛数十位世界名人言论，令时人刮目相看，惊叹不已。之后，赵尔巽的一位幕僚私下里告诉朋友说：“我们这位东家真是聪敏。他买了二十六本《新民丛报》，看了半个月，就记得住许多疙里疙瘩的人名，我们可真赶不上他。”《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于日本横滨的一份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赵尔巽作为清王朝高层统治集团的一分子，能够认真研读该报到如此细心的程度，可见他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抱残守缺的人物。《南亭笔记》中还提到赵尔巽对于当时由外国传教士发起的反对汉族妇女缠足运动的态度，言赵尔巽在湖广总督任上时，湖北不缠足会总理宋某送给他一份该会的章程。赵尔巽读罢深以为然，第二天就差人把宋某请到衙门，与其倾心长叙。赵尔巽告诉宋某：“君来过早，否则当令内人一见，彼固不缠足会中人也。”赵尔巽虽然是旗人，但对于汉族妇女缠足的陋习，却是极为反感，坚决反对。其积极支持妇女“放足”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除了反对缠足，赵尔巽还强烈主张禁烟。他在湖广总督任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颁布了《筹议湖北禁烟缉私汉局章程》，制定了详细的禁烟法则，推出了一些具体的戒烟药方，旨在从根本上清除鸦片对中国人的危害。

办理洋务，最重要的是选拔人才。在当时的开明士绅看来，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所以“废除科举”的呼声在清季一浪高过一浪。赵尔巽虽然出身进士，一家多人都受益于科举制度，但是他并不固守成法，而是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废除科举的活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共同向朝廷上了一道著名的奏折——《请废科举折》，要求立即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清廷接到这个折子后，当日就颁发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赵尔巽由此成为了废除科举大潮中的一个功臣。（参见李伯元《南亭笔记》）

在长期担任数省封疆大吏期间，赵尔巽十分重视兴办实业，并注意延揽各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他在担任四川总督期间，正值修筑川汉铁路，开明士绅阶层强烈要求聘任詹天佑出任总工程师。赵尔巽极力支持这一建议，及时将民众的呼声传达到军机处和邮传部，强调指出“关系大局，绅民节食省衣，数年集些巨款，本非易易，若聘用洋工程师，恐多周折，致未开工”，并盛赞人们的这种“爱国之忱，宜加奖诱”，因此要求“仍派詹天佑专办川省路工，一顺民望，而期成功”。此请虽未如愿，但却彰显了赵尔巽重视本土人才的理念。在四川总督任上，赵尔巽还奏设“经征局”负责清理财赋，一年时间内财政裕平。此外，还成功地处理了多起少数民族的民变，对凉山少数民族实行“改土归流”，设“平夷局”联络民族感情，受到少数民族的拥护。（参见《南亭笔记》）

四、铁杆保皇

赵尔巽的一生与山东和东北两地均有不能割舍的情缘。山东的莱州和泰安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而东北不仅是他的祖籍所在地，而且也是他长期为官的地方。他一生两次主政东北，两度担任东北三省的总督。众所周知，地域辽阔的东北地区系满族皇帝的“龙兴之地”，是满族贵戚的大本营。赵尔巽能够被任命为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除勇于任事的不凡行政能力外，最重要的是他的旗人出身，对皇室忠心耿耿，属于清廷信得过的“自家人”。

1911年，正当赵尔巽在东北地区大展宏图、励精图治之际，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一声炮响，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面对这一突发性事件，赵尔巽和三弟赵尔丰一样，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反对革命、维护皇权的一边。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后，赵尔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发出一封给武汉革命党人措辞严厉的《忠告武昌书》。在这封公开信中，赵尔巽对武昌起义行动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诋毁，诬称革命行动是“肇祸”，是“铤而走险”、“扰害内地，招祸外强”、“致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做出结论说，这是中国人在“同室操戈，自相鱼肉”、“不知同舟共济之亲疏，将有玉石俱焚之惨恻”。赵尔巽在忠告书中还公开为清王朝评功摆好，指出：“三百年来，君皆贤君，虽间有压制民族，枉阁舆情，皆少数误国殃民官吏之所为，非国家用人之本意也。以故生民相安已久，虽屡经甲午、戊戌、庚子数大变而仍相安者，君民之固结为之也。现已宣布立宪，分期筹备，原欲以询谋佥同者，破上下隔膜，化尽满汉畛域，而以固定邦基，免外强摇动也。”在抛出拥戴大清朝的观点后，赵尔巽威胁革命党人说：“为首者应速悔，为从者应速散”、“倘久执迷，则所谓子能覆楚，我必能复楚者，正自有人在也”、“诸君虽有兴风鼓浪之气，未必朝廷无压风破浪之能，诸君虽有人山人海之众，未必朝廷无排山倒海之威。”[1]

赵尔巽深知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北三省对于满清王朝意味着什么，因此拼将全力维护东北地区的封建专制秩序，坚决不让革命火种点燃这片皇天后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远在齐齐哈尔视察的赵尔巽不敢怠慢，日夜兼程，赶回大本营奉天城（今沈阳），在密召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进城的同时，立即召集各司道官员开会，“磋商维持治安一切事宜”，一面严令封锁武昌起义的消息，一面加紧收买拉拢分化新军将领，劝慰“军人宜知忠君爱国之大义”。试图保持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东三省的封建统治。[2]

时任驻奉天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被后世称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蓝天蔚，系主张响应武昌起义、力主东北易帜的革命急先锋，自然不受赵尔巽愚弄，加紧了与革命党人的联系，于1911年11月6日召集本部高级将领和地方革命党人在北大营司令部谋议，商讨驱逐赵尔巽、宣布东三省独立事宜。会议决定11月中旬促使省咨议局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成立国民保安会，会议期间蓝天蔚率第二混成协以维持治安为名进驻奉天城，占领主要署衙，逼走赵尔巽，以不流血的方式，达到东三省独立之目的。然而，由于蓝天蔚统领的第二混成协多系北洋旧人，与蓝天蔚貌合神离，致使蓝天蔚无力全面掌控军队。其中参加北大营密会的第二混成协标统（相当于团长）聂汝清思想反动，散会后立即密派贴身管带（相当于营长）李鹤祥，“当晚告知赵尔巽”。

赵尔巽闻讯大惊失色，面对全国数省纷纷宣布独立的不可逆转大势，准备弃官逃往关内避险。这时，赵尔巽的心腹、省咨议局副局长袁金铠献计：急召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入卫奉天城，确保省城无虞；抢先一步成立旨在效忠清王朝的“奉天国民保安会”，抵制革命党人筹划的“国民保安会”。赵尔巽惊魂甫定，依计而行。张作霖奉命率兵入城后，赵尔巽任命他为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相当警备司令），负责奉天城的治安，监视新军的动向。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从此走向政治前台。有张作霖统领的前路巡防营和后路巡防营作武力后盾，赵尔巽暂时稳住了阵脚。

为了保证“奉天国民保安会”顺利成立，实现代表会议的预期目标，赵尔巽首先导演了一幕旨在压制胁迫新军将领的滑稽剧。因为当时的新军将领不少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留学期间最先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大多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要求共和的呼声最高，是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稳不住新军，一切都是未知数。于是，赵尔巽以总督的身份召集新军高级将领开会，以软硬两手向革命派施加压力，迫使与会者表态就范。对这次新军将领会议，冯玉祥有一段生动记载：

武昌首义的檄文传了开来，各省纷纷响应，北方各省亦都激起了很大的波澜。新任东三省总都赵××（尔巽）觉得军队不稳妥，自己责任重大，即在沈阳召集新旧将领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的方针，及东三省应持之态度。当时被邀的，新军计有二十镇，第二混成协，第三镇（统制曹锟——卢××代理），凡协统以上的将领都在被邀之列。旧将领方面计有五路巡防营统领。正式会议之前，新军将领如张绍曾、蓝天蔚、刘一清、卢××等先在一处开预备会，讨论在会议中所持之态度。商议结果，大家一致主张东三省宣布独立，对清廷不出一兵一卒，械弹粮秣也一概不供给，以掣其进攻武昌之肘。

正式会议时间定在下午四时，大家都到齐了，惟独赵总督和某统领迟迟未到。一直等到五点左右，总督才坐着轿子蹒跚而来。在轿子面前，某统领先摇摇摆摆走进来。他两手托着一个羊肚毛巾包，里头裹着三只三炮台的香烟筒子，走进屋里，就把毛巾包往桌子中央一放，气喘喘地说：“妈拉巴子，这是炸弹。咱们今天谁要说妨碍皇上的话，咱就戳响它，谁也别想逃出这座屋子！”

说完坐下，双手握着那毛巾包。赵总督随后笑嘻嘻地进来，只说诸位久持了，当即宣布正式开会。

总督首先立起发言，内容可分三段：

第一段：我们拿皇上的俸禄，吃皇上的饭，我们连骨头都是皇上的，朝廷的深恩厚泽，为臣子的不应一刻忘记。我们要鞠躬尽瘁，以死相报。这是我们军人的天职。现在湖北乱臣贼子反叛朝廷，实属神人之所共弃，天地之所不容。

说完这一段，总督斜着眼珠望了望大家，一看将领中有许多在怒目纵肩，神色很不对，他于是连忙喘了口气，改过语气来——

第二段：诸位还都年轻，遇事总不免爱莽撞。须知英雄识时势，咱们总要见机而行。这时我们东三省最好不动声色，什么态度也不表示。湖北果然成功，咱们再响应，那时少不得有咱们的一份。如果失败了，那时咱们并没有表示，自然也没咱们的事。我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事没经过？你们听我的，准保没有错。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接着又说——

第三段：现在朝廷还没有旨谕下来，咱们的要务是“保境安民”四个字。抱定这总旨，无论是谁来，咱们也正正堂堂拿得出去。地方百姓能安居乐业，就是咱们的一大功劳。这是我的意见，大家是否赞同？

总督说完了，屋里是死一般的寂静，待了半天，他又催着说：“怎么办？大家说话呀！”

嚷了半天，依然没有一个人发言。（拿羊肚毛巾包裹到底是不是真有炸弹，谁也猜不透）总督没奈何，摸了摸脖子，站起来说：“咱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当时某统领先举手，五路巡防统领也随着举了手，可是新军这边各镇统制，各参谋长，各协统，——所有新军将领却依然低着头坐在那儿，动也不动。

总督一看会场里的情形，觉得这个事不好收台，于是厚着脸皮，用着乞怜的口吻，又向大家噜苏起来——

“我这么大年纪了，头发也白了，什么事都不想干了。大家今天总得赏我个脸，不看僧面，看佛面，大家总得让我老面子过得去。有什么困难，大家尽管说出来，咱们从长讨论，也许是我上了年纪，话没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

于是又把上面的话重复说了一次。接着又复表决。这次新军将领里头某代统制首先举了手。经他这一破坏，大家也就不得不随着举手。乐得个总督笑开了脸，连声说：“这是全体通过了，我有面子出这道门了。”哈哈的笑着，宣布了散会。某统领依旧拿起那羊肚毛巾跟在后面徉徜而去。[3]

这段描述，将赵尔巽乞死白赖的保皇嘴脸以及老谋深算、工于心计、死要面子的性格特征描绘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尽管当时身在海阳（今属秦皇岛市）任管带的冯玉祥没有参会，但他是新军革命的主要策动者和滦州起义的主要谋划者之一，熟知当时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的内情，所述基本可信。

达到压制、胁迫新军将领的目的后，赵尔巽主导的“奉天国民保安成立大会”如期于11月12日召开。在奉天各界代表会议上，“暴发户”张作霖凶相毕露，在会场内外密布武装便衣，甚至公然掏出手枪威胁革命党人：“今日敢与总督异议者，请视此枪，总督能容忍，此枪不能容忍也。”同时，第二混成协的炮兵，也“炮口面向咨议局”，震慑与会代表。此时，作为驻守北大营第二混成协协统的蓝天蔚，完全失去了军队控制权，原定的驱赵计划彻底泡汤。[4]在张作霖的武力威逼下，革命党人与进步人士代表纷纷退席。会议在保皇派和立宪派的操纵下，通过了“保安会”章程，“选举”赵尔巽为会长，吴景濂、伍祥桢为副会长，袁金铠为总参谋长，张榕为副总参谋长，聂汝清为军事部长，张作霖为军事部副部长，大权被保皇派所把持。赵尔巽控制了奉天的大局后，开始对革命党人下手。

官场经验丰富、手腕老辣的赵尔巽，首先将矛头对准了被架空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把蓝天蔚召到总督府，宣布了对蓝天蔚的处置办法：夺去兵权，委派到南方考察，并煞有介事地出示了札文，冠冕堂皇地说了一通官话，假惺惺地赠送了一点路费，实际上是礼送出境，清除心腹大患。

东北地区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党人重点活动区域之一，宋教仁、廖仲恺、吴禄贞、徐镜心等革命党领袖人物，都曾在东三省长期开展秘密活动，早已播下了革命种子，积蓄了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同盟会员、革命党领军人物蓝天蔚自然不会因暂时挫折而就此罢手，希图依靠潜伏于新军内部和活跃在社会各界的革命志士，东山再起，大干一场。他离开奉天后前往大连。大连当时是日本租借地，蓝天蔚入住南满铁路日本旅馆，以此作为秘密联络点，设立了总指挥部，积极与各地新军进步官兵和地方革命党人联系，筹划在奉天全省发动起义。蓝天蔚在大连的秘密活动，被保皇派侦知，引起了赵尔巽等人的恐惧。为扑灭革命火焰，以绝后患，赵尔巽指派奉天交涉司以清廷外务部的名义，两次照会日本总领事馆，要求转告日本关东都督府逮捕蓝天蔚并移交清政府，并在照会中颠倒黑白，诬称蓝天蔚是“因与本协将守兵丁不和，请假回南”，所从事的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是“以个人私怨，故意扰乱治安，并无革命政治思想”。为了达到让日本人逮捕蓝天蔚的目的，赵尔巽等顽固派不惜挑拨离间，在照会中宣称：“其伪印称关东都督，大有冒称贵关东都督府官衔之意，尤非所宜。”[5]在赵尔巽等封建官僚的敦促下，日本租界加紧了对蓝天蔚等革命党人的侦缉和搜捕，大肆破坏革命党人设在大连的各个机关。面对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活动在大连的革命党人经过研究，决定蓝天蔚南下，联系南方革命军政府，争取对北方革命的支援；其他革命党人分散到辽宁各地，继续发动群众，策动新军，为武装起义做准备。1911年11月底，蓝天蔚秘密由大连乘船前往上海。

尽管赵尔巽将蓝天蔚赶出了东北，拔掉了这个“眼中钉”，但历史进程并没有按照保皇派的一厢情愿发展。1911年12月31日，继滦州兵谏之后的滦州起义爆发，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起义失败后，劫后余生的第二十镇革命官兵潜回原驻地奉天，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与东北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先后发动了庄河复州起义、凤凰城起义、辽阳起义，与此同时，还策动了宁远团山子等多起民变。此时，作为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已经焦头烂额，自顾不暇，眼看大清帝国江河日下，摇摇欲坠，却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不禁悲从心来，心力憔悴。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同年2月12日，清王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迫宣布退位。赵尔巽闻讯后如丧考妣，悲愤交集，命令他的心腹谋士、保安会总参谋长袁金铠代拟了一份《东三省反对共和十二条》，公开反对清帝退位，强硬地表示：逊位懿旨乃迫挟，非出朝廷本意，东三省人民不忍承认；东三省人民迎戴大清宣统皇帝，若宣统皇帝有不能到东三省之事实，东三省另立近支皇族之开明者为临时皇帝；非大清帝国所有会议选举之事，东三省人民不复与闻，云云。当南北议和成功，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之后，赵尔巽仍然顽固地坚持保皇立场，在给大总统袁世凯发电时提出了东三省人民未选出代表赴临时国会决议以前，所有东三省一切章制均暂仍其旧的主张，并提出了七条要求：一、东三省臣民对于大清皇帝致其尊敬、亲密永无限制；二、东三省人民得专备大清皇帝选充禁卫官兵；三、大清皇帝于东三省三年巡幸一次；四、南北政府未统一、各国未正式承认以前，不令东三省承认；五、凡有兴革章制，三年内不强东三省以必行；六、三年内，东三省官吏自总督以下，中央不得任意易人；七、三年内，东三省赋税、军队不调拨他处之用。与此同时，张作霖在赵尔巽的授意下，对奉天乃至东三省全境的革命党人和无辜平民进行大规模捕杀。据当时的报告称：前后被张作霖等人“肆意残杀同胞人达数千以上，军队所至，殃及妇孺，灭绝人道，至此已极”。（参见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

赵尔巽竭尽全力维持东北旧秩序的行为，后世或视为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然而，赵尔巽的“忠君”表现，却得到了一心称帝的袁世凯赏识。当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后，赵尔巽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被袁世凯任命为中华民国的奉天总督，第二次履职东北的最高军政长官。不过，死心塌地要做清朝“忠臣”的赵尔巽，这时已无所作为了，最终于1912年3月凄然辞职，淡出政坛，从东北跑到海滨城市青岛，做起了大清朝的“遗老”。

五、主纂清史

地处山东半岛沿海的青岛，自19世纪末被德国占领后，因为其面向黄海、腹地广阔的优越位置，逐渐于20世纪初叶取代了比它早开埠29年的烟台，一跃成为进入中国北方内陆省份的重要口岸。由于青岛气候适宜，距离北京又不太远，所以当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逊清的王公贵族、高官大吏先后隐退青岛做“寓公”者多达百余人。赵尔巽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之一。

由于前清同僚故交纷纷隐退青岛，所以赵尔巽并不寂寞。在青岛期间，他与前朝状元陆润庠、工部尚书吕海寰以及在前清担任过要职的周馥、劳乃宣等组成了“十老会”，时常宴饮聚会，互相唱和，似乎将青岛当成了一处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然而，在赵尔巽的心目中，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已经覆亡的大清朝。1914年，前清隆裕太后因病去世，赵尔巽等遗老们闻讯如雷轰顶，相约在青岛海关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公祭活动。那天，赵尔巽因悲伤过度，一度染病在床，万念俱灰。[1]由此可见他的大清情结多么深重。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遵照惯例为前代修纂史书的传统。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自然也尊重这一成例，开始着手为前清编纂历史。1914年初，北洋政府国务院为请设清史馆事呈文大总统袁世凯，经国会通过后，同年3月9日袁世凯正式批准成立清史馆，馆址设于北京东华门内。袁世凯政府发布公告称：大清开国以来，文物典章，灿然具备，远则开疆扩土，有关历史之光荣；近则革故鼎新，尤重贞元之绝续。迨共和宣布，让德昭垂，我中华民国特颁优待条文，允彰崇德报功之典。特是记载尚缺，观感无资，及兹文献未湮，徵求宜亟，应即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参见朱师辙《清史述闻》）。

主编清史，需要找一位合适的担纲人。袁世凯经过周密考虑，选中了在青岛隐居的赵尔巽、于式枚和刘廷琛三人。在袁世凯亲自拟定的名单中，赵尔巽为馆长（总裁），其余二人分别为副馆长（副总裁）。为了尽快组成清史编纂班子，袁世凯委派秘书吴镠前往青岛敦请三人出山。开始，三人都没有答应袁世凯的邀请，刘廷琛甚至说：“大清朝的皇帝尚在宫中，大清还在，清廷还在，修的什么史啊？”但后来赵尔巽最先动摇了。一方面，袁世凯对他有知遇之恩，两人过从甚密，不便推辞；另一方面是吴镠的说词运用得当，告诉赵尔巽说：“次帅参加替大清朝修史立传，乃是歌颂大清朝功德之事，正是臣子报答故主的好机会。”这话正中赵尔巽的下怀，认为这是报效前清恩惠的难得机会，于是答应出山主持清史馆。同时，他向袁世凯特使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北洋政府为在辛亥革命中被杀的三弟赵尔丰平反昭雪。（参见朱师辙《清史述闻》）

袁世凯政府急于拉拢当世名士，爽快地答应了赵尔巽的要求。1914年3月24日，北洋政府正式发布政令：“前川都赵尔丰当武昌起义时，将政权交还士绅自治，商定条件，于辛亥年十月初六退职，初七悬挂国旗，公明退让，造成民国。乃无端因乱被戕，现特予昭雪……”袁世凯政府的政令发出不久，赵尔巽就从青岛赴京开始了其服务民国政府的新生涯，并向袁世凯提出：“往代修史，即以养士，欲援旧例，以絷遗贤。”袁满口答应，并拨给充足经费。（参见李春光编《清代名人轶事辑览》）

但是，毕竟是服务于新的政权，有违于自己当初做“忠臣”的初衷。于是，赵尔巽自编了几句顺口溜作为搪塞：“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并自我标榜是“降汉不降曹”的关羽，公开宣称：“修《清史》是报故主之恩，不算是身仕二朝。”尽管如此，赵尔巽还是被前清遗老遗少们视为言行不一的“贰臣”，背后里没少挨骂。（参见同上书）

史馆初开，赵尔巽即以总裁身份“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先后聘请提调陈汉第、李经蕃、金还、周肇祥、邵章等人。明确沈曾植、宝熙、柯劭忞、吴廷燮、缪荃孙、李家驹、劳乃宣、金兆蕃、吴士鉴、秦树声等人总纂；姚永朴、姚永概、袁金铠、张书云、张尔田、陈敬第、袁嘉谷、俞壁云、李葆恂等人协修；吴镠、李景濂、成昌、金兆丰、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饴等人校正；朱孔彰、唐邦治、袁克文、金梁等人收掌。后来又增聘马其昶、刘师培、夏曾佑、王树楠、夏孙桐、奭良、瑞洵、朱师辙等人。其中沈曾植、宝熙等57人未到馆，尽管如此，尚有100余人先后进入清史馆。（参见朱师辙《清史述闻》）

《清史稿》文人圈为赵尔巽一手缔成，它主要有桐城古文派和八旗派两部分组成。桐城古文派以柯劭忞为首，八旗派以赵尔巽为旗。在实际撰述中，桐城派多主文，八旗派多主义；汉人主汉传，旗人主满传；汉人重列传，旗人重本纪。但是，两派成员因多来自清朝官宦，就歌颂清朝、宣扬忠君而言，则是一致的，故昔日之门户之见，即两派之学术旨趣在清史馆中渐趋一致。综合而言，两派之成员关系较为密切，诸如父子相随，兄弟相从，乡邻同呼，师生相望，同学相应，可谓人才济济。据统计，参与《清史稿》修纂的工作人员前后多达三百多人次，编纂时间长达14年之久，最后成书536卷，约2400万字。

《清史稿》一书为纪传体断代史。全书上起努尔哈赤称汗（1616），下至宣统三年（1911）。部分内容涉及辛亥革命之后的张勋复辟、溥仪离宫出走天津等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前后贯通中国历史近300年。《清史稿》大部分内容依据《清实录》《清会典》《国史列传》及其他一些档案资料编成，修纂者将这些史料汇集起来，做了初步整理，使读者能够从中看到比较详细、系统的清代历史面貌，堪称研究清史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参与撰写《清史稿》的作者大多为清室遗老，不可避免站在清王朝的立场看待清朝的一切，因此存有明显的“保皇”倾向，时常为清王朝评功摆好，大唱赞歌。而对推翻了清朝的革命党人则语含讽刺，极力否定。正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国民政府曾经于1929年通令禁止此书的公开印行。此外，因全书成于众人之手，水平参差不齐，又因赵尔巽专业不精，故彼此照应不够，风格各异，完稿后又未经仔细审核，刊印时也没有经过认真校对，所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于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等硬伤随处可见，留下许多遗憾。虽然《清史稿》的编校质量不如《二十四史》，但后人并没有断然否定《清史稿》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当代学界不少人将《清史稿》列入“二十五史”，将其视作一部参考价值较高的文本。这个认知，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新编《清史》尽管在研究方法、治史原则、谋篇布局等方面不同于前书，但可信史资料却大量源自《清史稿》。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清史稿》的一种肯定。

在主持编纂清史的过程当中，赵尔巽可谓殚精竭虑，历尽艰难困苦。他坦承自己“盖既非史学之专，复值时局之多故，任大责重”，但考虑到“失今不修，后来益难著手”，因此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他的部下金梁在其《四朝佚闻》中这样记述赵尔巽，“每日必至馆，视已成文史，闻有勒削，尝一日阅至两万字，精力滂魄如此。”1916年，全力支持赵尔巽编纂《清史稿》的袁世凯因称帝失败郁愤而死，清史馆的费用日趋紧张，几近停摆。面临这一变故，赵尔巽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另一方面凭借其过去在军政界的资望，厚着脸皮向各个军阀募捐。他昔日的部下张作霖、后来做了山东督军的莱州老乡张宗昌以及同为胶东人的吴佩孚等，感念赵尔巽的昔日恩惠，都给予了很大的资助，特别是张作霖出力尤甚。在赵尔巽去世后，张作霖根据赵尔巽生前的建议，续聘柯劭忞兼清史馆馆长，委派袁金铠督办刊印、管理经费。《清史稿》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兵荒马乱的形势下，于1927年仓促编成。因为全书尚有很多细节没有定案，故没有直称为“清史”，而是以“稿”代称，表示不是“定本”的意思。可惜的是，赵尔巽本人并没有亲眼见到《清史稿》的正式刊印。他于1927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他死后的次年，即1928年，《清史稿》得以正式刊印。

主持编纂《清史稿》，是赵尔巽晚年岁月里最精彩的一笔，或许也是他这个进士出身的晚清官僚最值得后人称道的地方。与此相对比，他在袁世凯称帝时，与徐世昌、张骞、李经羲一起被尊为“嵩山四友”，以及1917年张勋复辟时被提名为枢密院顾问，1925年出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等“辉煌”的履历，就不值得一提了。

六、结缘泰安

赵尔巽家族结缘泰安始于其曾祖赵寅宾（字旸谷，号曦亭）。他生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六十年（1795）任泰安营参军，系当时泰安府的最高军事长官，在泰安履职11年；嘉庆十一年（1806）升直隶山永协副将，卒于道光四年（1824）。其后，赵文颖之女婿（赵尔萃姐夫）增瑞，于光绪四年（1878）署理泰安知府，任期内提议修建引水渠，以求彻底解决泰城居民饮水问题，之后在继任知府曹浚澄及泰安知县曹钟彝的努力下修竣，即泰城旧时知名的“曹公渠”。赵氏家族与泰安的历史渊源，又有泰安山城一体的秀丽风光，促成了赵尔巽、赵尔萃侨居此地，具体时间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赵尔萃撰写的泰山斗母宫《天然池记》碑文为证。民国十八年（1929）《重修泰安县志》（卷八·人物志·乡贤寓贤）亦有记载：“赵尔巽与其弟赵尔萃见泰安地肥美而价廉，因置田宅居焉。”赵氏家族在泰安的住所被时人称为赵公馆，位于旧时泰安城南关，即今泰安市水产公司北邻、洼子街以南。其四周筑以高墙，院内亭台楼榭，曲桥流水，尽显园林之胜，战乱年间随着后人的迁移而逐渐败落，现已荡然无存，被鳞次栉比的楼房取而代之。

赵尔巽在泰安的具体活动，除生前常来泰安暂住、任清史馆馆长时视察指导泰安县志纂修外，还能从王价藩代泰安商会致其三封信函的过程（详见民国王价藩、王次通编著《泰岱文史丛稿》），窥见赵尔巽与泰安关系的蛛丝马迹。书信人王价藩曾任泰安商会文牍20余年，致书的主要内容是请求赵尔巽从中斡旋，约束张作霖部及张宗昌部勿扰泰安。第一封信杳无音讯，第二封信有了赵尔巽的回复。这可以从第三封信中的“接奉函谕，敬悉种种切派捐事，张雨帅（作霖）去信拦阻，如能有效，地方受福不浅”等语得到印证。[1]由此可见赵尔巽对泰安民生的关切，并证实他曾经托请张作霖“去信拦阻”。张作霖曾是赵尔巽一手提拔的旧部，对赵尔巽一向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称赵尔巽为“前辈”、“恩师大帅”。张作霖一生最尊敬、最忌惮的人正是赵尔巽，因此对赵的为民求情信断不敢怠慢，更不敢违忤。不过，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张作霖也未必能左右泰安的军政事务。即便张大帅有令，“混世魔王”张宗昌也不可能令行禁止。熟悉泰安历史的人知道，军阀统治泰安期间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纷纷逃难，流离失所。直到1928年4月末5月初，也就是赵尔巽病逝后的第二年，张宗昌部驻泰徐海春旅才被北伐国民革命军痛歼，暂时清除了军阀涂炭生灵的祸害。

综上所述可知，赵尔巽归宿泰山既有祖上渊源，亲属奠基，也有本人的心仪向往，系多种因素促成的。

赵尔巽去世后葬于何处，史上存在两说：一曰北京，二曰泰安。奭良的《野棠轩文集》成书于民国时期，距赵尔巽的安葬时间最近，且作者系赵的表弟和下属，记载应是最可信的。赵尔巽葬于泰安，应是不争的事实。从“公夙志也”的文献记述看，归葬泰山家族墓园是赵尔巽的生前夙愿。至于泰安赵家林埋葬的其他家族成员，根据奭良《行状》提供的信息，初步判定有赵尔巽的母亲、长兄赵尔震、幼弟赵尔萃及其早逝的女儿“赵大姑娘”。赵尔巽的祖父赵达镛和父亲赵文颖葬于莱州赵家茔，其三弟赵尔丰“平反”后迁葬北京。关于赵尔巽葬于北京的说法，应是对赵尔丰“张冠李戴”的讹传。据泰安的老人们讲述，解放前赵公馆的人家发丧时，其灵棚哀帐从洼子街一直扎到赵家林，延绵数公里，煞是气派。

“人事有代谢，往来古成今”，王谢堂燕，沧海桑田。可惜赵氏族人当初卜居泰安选择家族墓园时，万万没有预料到城市的扩容速度之快。上世纪60年代泰安市中心医院北侧一带尚有大片庄稼地，如今却成了繁华的闹市区。赵尔巽的尸骨随着时代变迁灰飞烟灭，不能像他的名著《清史稿》那样永垂后世，着实令人唏嘘不已。不然的话，赵家林或许成为今天泰安的又一处文物保护单位。

赵尔巽虽然已经远去，曾经辉煌的赵公馆和赵家林也不复存在，但他在泰安的影响却没有因此而淡出人们的记忆。历史地看，赵尔巽不失为动荡时代的风云人物，其敢言直谏、勇于任事及其忧国恤民的处世风格都值得称道，但不识时务、倒行逆施、铁杆保皇的顽固立场也被后人屡屡诟病。究其原因，乃封建官僚的本性所决定。作为新旧易代的过渡人物，赵尔巽不可能超越历史局限，实现根本的立场转变，顺应历史潮流。赵尔巽，成为后世贬褒不一的两面镜鉴，在他身上不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主要参考文献：

［民国］朱师辙：《清史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清］李伯元著：《南亭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姜鸣：《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鲁勇：《逊清遗老的青岛时光》，青岛出版社2006年版。

李洁：《风流故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春光编：《清代名人轶事辑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赵润生、马亮宽著：《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田承军：《泰安纪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1] 田承军著：《泰安纪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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