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国送5万朝鲜师回国参战,为何1万人打完仗坚持返回中国?
迪丽瓦拉
2025-07-09 0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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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曾有五万神秘的军队陆续从中国开到朝鲜,就是后来世人熟知的“朝鲜师”。坊间传言,正因为有了这五万生力军,金日成才最终定下向李承晚开战的决心,斯大林之所以突然改变初衷,支持金日成立即开战,与这五万军队也有很大关系。事实真是这样吗?

一、五万朝鲜师的由来

朝鲜师顾名思义,这些部队的官兵都是朝鲜人。那么何以有数万朝鲜人加入中国军队,这支朝鲜师在朝鲜战争中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朝鲜师的由来,渊源要从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说起。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不断向朝鲜半岛殖民,大量朝鲜人沦为难民,逃往中国东北。

1931年日本占领东三省后,野心极度膨胀,企图把朝鲜人世代祖居之地,彻底变成大和民族的土地。日本推行“日人移韩、韩人移满”的战略,继续扩大日本人向朝鲜半岛移民的幅度,同时驱赶大量朝鲜人向伪满洲国移民。

据统计,截止1945年日本投降,在东北的朝鲜人已达216万人之多。数十年背井离乡、有国难回,朝鲜人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切齿的仇恨。20世纪30年代中共在东北开展抗日斗争,大量朝鲜人加入东北抗联,涌现出许多高级指挥员。

金日成抗联第一军任师长。抗联第一军参谋长李红光,牺牲于抗日斗争中,是朝鲜人在东北牺牲的级别最高的。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三军第一师师长李福林、第六军第一师师长马德一、政治部主任徐光海等人,都牺牲在白山黑水之间,用生命谱写了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光辉篇章。

抗联时期的金日成,前排右二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不少朝鲜人,在长久的战斗中与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选择留在中国。比如大名鼎鼎的作曲家郑律成,他也是朝鲜人,他谱写的《八路军进行曲》慷慨激昂、气势雄浑,后来成为解放军军歌。王震称赞其为“当代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的作曲家,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在抗战结束后就返回朝鲜,但不久后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中国,并加入了中国国籍。

郑律成与夫人丁雪松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在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之下,在中国东北坚持抗日的朝鲜族武装力量大部分继续留下来,与解放军一道参加战争。

后来新中国与朝鲜为何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和联系,并非我们单方面支持了朝鲜,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朝鲜人同样也为我们作出了无私的贡献。

解放战争后期,在中国的朝鲜武装相继编为3个正规师,隶属于四野,分别是156师、164师、166师。这三个师各有1万余人,加上其他散布在四野各部的朝鲜官兵,共计5万余人。

四野完成解放东北的任务后南下作战的同时,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当时金日成领导的北方和李承晚的南方政权激烈对峙,出于支持朝鲜革命的考虑,我党接受金日成的请求,同意朝鲜师整建制返回本国。

加上当时朝鲜族官兵思乡心切,特别是跟随四野南下的朝鲜人,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不适应、挂念本国革命的情况,出现了情绪上的波动。于是,我军迅速开展了送朝鲜师回国的行动。

从1949年7月开始,到1950年4月,5万多朝鲜族官兵相继撤回朝鲜。

二、“抠门儿”的老大哥

朝鲜师回归本国,不光人回去了,原来使用的武器装备,中国也应金日成的请求,全都赠送给朝鲜。

例如164师,该师共有官兵10921名(原本是中国人的师长、师政委全都调走,让朝鲜人副师长、副政委接任,剩下的全是朝鲜人)。这个师原有的装备原封不动,全都友情赠送给金日成,包括如下装备、物资:

战马734匹,长枪5297支,刺刀5356把,短枪580支,轻机枪320挺,重机枪104挺,冲锋枪246支,战防枪8支,自动步枪1支,讯号枪14支,枪榴弹筒32个,掷弹筒67个,六○炮87门,火箭炮3门,迫击炮26门,战防炮12门,步兵炮、平射炮各1门,机关炮2门。

金日成对这一做法非常感激,曾专门派特使金一(时任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到北京面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向中国人民表示由衷的感激,感激毛主席和中国党(指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对朝鲜革命和统一事业的支持。

但是这件事却意外引起苏联方面的意见。

斯大林本来并不支持金日成迅速动用武力。

原因倒不是坊间流传的那么阴暗,说什么苏联不愿意看到朝鲜统一,而想刻意制造南北对立、形成缓冲区。二战刚结束之时,社会主义阵营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团结(注意是空前绝后),苏联对中国、北朝鲜的支持是很坚决的。

斯大林为什么不愿意迅速动用武力呢?原因在于美国。

众所周知,李承晚政权背后靠山是美国人,美国人虽然承诺和苏联同时撤出驻军,朝鲜的事情让朝鲜人自己解决,但斯大林内心深处仍然对美国人不放心。如果金日成过早出兵,扩大战事(当时南北双方已经在一些局部地区交火),无疑会引起美军干预。

这种干预迟早会引发美苏进一步对峙。斯大林的战略重心在欧洲而非亚洲,美苏两军在德国直接对峙,当时美苏双方都已经陈兵百万,只要有一个火星子迸出来,随时都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苏联不愿看到也无法承受的。

所以说,斯大林的基本态度是,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弟朝鲜统一半岛,但不支持马上打,这样会激化事端,导致美苏矛盾急剧升温。

金日成曾赴苏联向老大哥表白心迹,迫切想实现统一朝鲜的伟大梦想。斯大林无情地拒绝了。

朝鲜师回到朝鲜后,苏联方面感觉很膈应。我们反对金同志动用武力,你却运去好几个师的部队,这是几个意思?

不过彼时苏、中、朝三家都比较亲密,分歧归分歧,面子上还是做得很好,毕竟还是兄弟,不能自家抓破脸,叫外人看笑话。

朝鲜师开始赴朝仅两个月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以相对温和的形式,含蓄地对中、朝两国的做法表示批评。这次会议专门讨论朝鲜形势,并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对朝鲜劳动党下一步的任务作出两项决议:

第一,在南朝鲜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解放区和准备全民武装起义,以便推翻反动政权和成功地解决整个朝鲜统一的任务。

第二,进一步全力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力量。

这个决议一出,朝鲜和中国都为之一愣。

朝鲜为什么楞?苏联老大哥太刚了,太不给面子了。

苏、中两国都是朝鲜的力量源泉,缺了这两位大哥的支持,北方拿什么战胜南方?金日成向中国申请调回朝鲜师的同时,原本还希望苏联也提供人力物力援助。

按苏联以往的习惯,二战时为了解决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苏联红军真刀真枪地出动了,直接毁灭了日本70万关东军。中国解放战争初期,苏联还临时充当了“维持会”,驻扎于沈阳长春大连等城市,坐等中共军队前来接管,把美国和蒋介石气得够呛。

如果苏联红军此时能出动一部分,或者连海军舰队一起出动,那么李承晚伪政权覆灭就是板上钉钉。

然而这个决议一下,没办法了。随着苏联驻朝大使向金日成传达了意思,苏联此后的援助果然全部改为物资,而不派军队。当然北方大哥面子上的事还要做,不派整建制军队来,却派来大批军事顾问,帮助金日成训练军队,指导他们熟悉苏制武器装备。老大哥这么抠门,金日成不免有些生气。

这是朝苏两家的那点小情绪,暂时按下不表。说说中国,中国又愣的是什么呢?

中国觉得被苏联误解了。

三、毛泽东并不支持马上开打

中国的本心,其实也不主张金日成立即动武。

苏、美两家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兵,看起来朝鲜半岛的事成了朝鲜人自己的事了,其实不然。

美军虽然走了,但大部队驻扎在日本列岛,具备随时将主力军投送到朝鲜半岛的能力。美军固然不支持李承晚向北方开战,但如果李承晚这个傀儡被打,美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所以当金日成的特使金一到北京致谢时,流露出向南方开战有底气的意思,毛泽东马上敏锐地察觉到金日成的深刻用意。

毛泽东提醒,大意如下(非原话),你们是不真的想打李承晚?朝鲜的统一,最终是要靠武力实现的,这一点我们绝对支持。

但如果要打,必须要考虑几点。

第一,万一美军干涉怎么办?

第二,如果美军不干涉,美军把日军派过来当炮灰,你们能不能打得过日军。

未料胜须先料办,这是兵家不易之真理。毛泽东的考虑并没有特别之处,他觉得朝鲜人应该懂。没想到金一特使并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他简单地表示,我们有强大的朝鲜师的支持,应该可以。

毛泽东略感意外,又说,如果朝鲜同志真要打,或者说要同美国人开打,以我国现在的形势,恐怕帮不上忙。言下之意是,人民解放军还在忙于追击国民党军,剿除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匪,而且宝岛还没有攻下来,事情多,顾不上援助朝鲜。

更深层的意思是,亚洲革命的中心目前还在中国,而不是朝鲜。如果因为朝鲜的事耽误了中国统一,你们拿啥赔。

当然,这种意思没有任何官方文件可以证明,只不过是笔者对当时形势的估计。

金一默然。毛泽东作此表态,显然同苏联一样,否决了迅速动武的意见。

只不过中国党的同志给面子,没有直接说不行,而是数之以理、道之以时,是非好坏都摆出来了,道路怎么选,就看朝鲜同志自己的了。

金一来中国,主要使命除了感谢中国,最重要的是征求毛泽东对迅速动武的同意。他们根本没有预想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朝鲜该怎么表态。

缺乏外交经验的金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后只是浮皮潦草地再次感谢中国党对朝鲜的无私支持,回国向金日成汇报了毛泽东的意见。金日成置之不理。

金日成此时如同四蹄蹽开的烈马,谁也拉不住他的脚步了。他借助5万朝鲜师,迅速进行扩军。

朝鲜人民军原来只有3万人,人民军以5万朝鲜师部队为基础进行扩编,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人民军总兵力达到10个师、1个坦克旅、1个摩托车团、1个炮兵团、1个高炮团,共计17.5万人,是原来兵力的近6倍。其中,所有师、旅以上干部,全部出自东北抗联、义勇军或解放军。

如此迅速的扩军,以及与解放军密切的渊源,也不怪苏联人对有所微词。

不过中国方面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且不说从普遍军事规律上看,迅速扩充的军队都会有水分,单说金日成赖以扩军5万朝鲜师,他们的战斗力,未必有金日成期望的那么高。

笔者查阅164、166、156三个师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四、朝鲜师的结局:20%的人选择回归中国

朝鲜师并非四野主力。

以组建最早的156师为例。这个师在1948年2月才组建,当时还叫独立第6师,这个师的基干部队,吉东军分区独立3团、独立6团,以及吉南分区独立71团,其实都是当年罗帅在东北大力组建的二线兵团,不是以新四军部队和山东八路军为基础扩编起来的,战斗力和主力部队相去甚远。

四野在东北前两年打的硬仗,如四战四平、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等战役,156师都没有参与过。底子比较薄,又没有经过硬仗的锤炼,要说该师战斗力水平很弱这倒不至于,但要说强,绝对强不到哪里去。

164师经历了一些战役,围困长春之役,该师参加了。但是看看164师的渊源,比156师还薄弱。164师组建比156师晚了两个月,成立于1948年4月,基干部队来自于吉南、松江、牡丹江三个军区,本身就已经够复杂了,又经历了三次补充与扩编。虽然参加了打长春之役,但众所周知,长春战役就打了个开头,101感觉吃不下,就改成了长围久困。这种战役对参战部队并没有多大锤炼。所以四野大军南下作战时,164师就没带走,而是留在长春担任卫戍任务。

攻坚吃肉,留守喝汤,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164师难道不想南下吃肉吗?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这话并非笔者乱下结论。1949年10月,东北军区司令部编写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就对164师作过评价:“该师过去只参加过小型战斗和围困长春战役,完全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

三个师中相对较强的是166师。该师的基础是当年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和八路军一同出关作战。战斗力较强,到东北后,接连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四保临江和解放沈阳等战役。勉强算得上是准主力部队。《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对其的评价稍好:“该师文化程度较高,作风顽强,作战积极,但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

为什么我们屡次引用对朝鲜师大兵团作战经验的评价?

金日成要打的是大范围、大强度的战争,目的不是一城一地,而是完全地彻底地消灭李承晚部队,其形式必然是大兵团作战。三个朝鲜师固然经过了解放战争锤炼,但大多都没有体验过超大规模兵团作战,这是朝鲜人民军的先天不足。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过头解释,中国为什么慷慨大方地送朝鲜师回国了。

在美苏对峙的紧张时刻,送部队给朝鲜无异是火上浇油,苏联之所以不敢向朝鲜成建制派兵就是出于这个顾虑。

那么中国的本意就是火上浇油吗?非也。

在中国眼里,这三个朝鲜师5万人,根本算不上什么强有力的部队,送回朝鲜也不是鼓励朝鲜开战,就拿这点人能掀起什么大浪。

据史料披露,之所以送回这5万人,中国领导人有不能言说的苦衷。新中国的财政负担有点大。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时指出,目前正经受财政经济困难,“现在靠国家供养的人民解放军有450万人,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近150万人。到1950年底,由于全国彻底解放,各省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业数量的继续增长,靠国库养活的人数将达800万,这是国家一个不小的负担。”

让朝鲜师回归本国,其实也是出于减轻财政压力的考虑。

当然,经过中国解放战争锤炼的朝鲜师,毕竟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尤其是面对李承晚七拼八凑的伪军,朝鲜人民军最初表现的非常强势,1950年6月28日,开战仅三天,就拿下了汉城,李承晚一退再退。

随着战线不断向南推进,朝鲜师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这一致命短板终于暴露出来。

据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1950年6月26日向苏联发回的电报称,朝鲜人民军刚打了两天,就有非常突出的失误:

从作战行动一开始,随着部队和军团向前推进,各参谋部之间就失去了自上而下的联系,由于无法与任何一个师取得稳定的联系,人民军总参谋部在第一天就已无法指挥战斗。(笔者表示万分地遗憾)

军团下属各部队的指挥员并不寻求与上级参谋部取得联系,营长以上的指挥所未经上级参谋部同意即自行变更,总参谋部至今未与东海岸行动的旅和第12步兵师取得联系。

什特科夫说的这些,无一不精准命中了师级指挥员的缺点:缺乏战略眼光。

当然,这种缺点放在我人民解放军中,顶多叫特点,而不能叫缺点。师级指挥员本来就不需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战略设计是方面军首长和兵团首长的职责,顶多向下延伸到纵队司令。师级部队如果战略方向偏了,自有高级指挥员来匡正。

但放在朝鲜人民军就不一样了,原来在解放军中担任师级指挥员的军官们,现在却在方面军指挥员的位置上,他们既没有参加过大兵团作战,更不会指挥大兵团作战。特点也就成了缺点。

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不善于大兵团作战的缺点被无限放大,曾经被金日成寄予厚望的朝鲜师,终究没有成为统一全朝鲜的英雄。

朝鲜战争结束后,据不完全统计,返朝的5万朝鲜族官兵30%在战斗中牺牲,被俘的有20%,余下的30%进入朝鲜其他部队后定居朝鲜,另有20%自战争结束后至1957年,陆续返回中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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