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即将走马上任前往世界各地，不过令世界感到惊奇的是新中国不单单派出了大使，更主要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全是兵团级司令，而且其随行的使团人员都是外交部从各野战军调来的师、团级干部担任秘书、参赞等等。

当时庆祝新中国的庆典上，瑞典最高总司令曾经问当时的耿飚大使：“您在中国指挥多少人的军队？”耿飚大使回答道：“10万人。”瑞典三军总司令惊呼：“你指挥的人比我们一个国家的军队都多。”

其实从将军当大使的事情古往今来也是有之，比如美国现代的驻韩大使之前就是海军司令，如今转行做文职，然而一下子派出这么多将军大使却是很少见的事情，因此将军大使也是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特色”，可谓是世界外交史上的“神来之笔”。

而新中国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为我国之后的外交事业奠定了有利基础，在周总理的谆谆教诲之下，他们从原来的战场上转移到了另一个没有硝烟战场上为新中国继续奋斗。

都说现在的中国是“战狼外交”，可是和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比起来，你会发觉其实现在的中国外交官其实还是很客气的，那一代大使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在联合国大会上第一次向美国同时也是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的声音。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为何新中国要派出将军大使充当外交使节呢？

新中国为何要用将军当大使？是神来之笔也是无奈之举

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也就在这一天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几座大山全是彻底和旧社会“拜拜”了。

不过新生的新中国却并非一帆风顺，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是想要孤立我们，不过幸运的是，当时世界的另一个巨头苏联宣布同中国建交，此举等于向世界宣告：苏联承认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苏联的带头，之后十几个国家也宣布同中国建交。

既然彼此之间确定了外交关系，那么按照国际上的礼节需要双方国家共同派出大使，于是乎就有了新中国开国的“将军大使”，十几位兵团级将军前往世界各国担任大使，然而这突发奇想的背后却有着更多的无奈：

各个行业人才紧缺，唯有从军队调干部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当年的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持续了整整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由此人民有了一支真心为自己做主的军队。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虽然经历了整整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在军事领域上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之后的抗美援朝世界也是第一次认识了中国。

然而这绝不是当年革命先烈们的初衷，他们要做的是一个强大的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工业、农业、水利、国防、地方建设等等各个行业都需要有人去主持大局。

因此在当时多年戎马生涯的将军们在建国之后不久就选择了卸甲转战各个行业之中，可以说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为新中国献身，周保中、冯白驹、邓政委等等，他们为革命奉献了一辈子，前半辈子几乎都是在军队之中度过的，可是为了新中国他们毅然选择了卸甲。

而外交战线也是这样，虽然我们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可是在外交事务上的基础几乎是0，因此万不得已之下只有从军队之中挑选人才来扩充阵营。

虽然外交工作我们毫无经验，可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同军事斗争有异曲同工之效果：对于时局要有非常强的把控力度，国际事务的争端也并非如同新闻上报告的那么简单，也是需要进行调研才能够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然了，一开始很多的将军也是想不通，总理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道：“你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只不过是把武打变成了文打。”

就这样，中央基于如此考虑，决定将这批大使派往世界各国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驻外大使，这批驻外大使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向世界发出了中国的声音，也为之后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有力的工作。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外需要强有力的声音

1949年之后，新中国虽然成立了，可是就如同一开始上文说的，新中国建国初期就很艰难，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了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全面封锁，其目的很明显就想让新中国变成那个仁人可欺的清王朝。

或许很多满清遗老遗少在感慨“我大清亡了”的时候，这些列强也在感慨“大清为何亡了？”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清王朝的身上任意地索取。

但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傲慢还是根深蒂固的，无论是清王朝还是接过清王朝烂摊子的中华民国都是积贫积弱的，因此很多西方国家认为当时的新中国本质上与前两者并无不同。

因此这个时候，新中国需要向世界发出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一个硬气的声音。

这也是为何要选择将军当大使的原因：

首先在关键原则问题上不会让步，在建国初期，列强还曾经幻想着新中国履行之前清王朝和中华民国的卖国条约，因此就需要一批硬气的声音向世界发出新中国的怒吼。

其次这些干部都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的干部，思想觉悟高，能力也非常突出，对于时局都有一定的把控性，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也要软。

可以说，新中国的将军大使是中国外交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笔，可是这神来之笔却也有一丝无奈：一个是时局不得不如此，中国需要对外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而这批将军大使经历过多年的战场厮杀气势上就能压过别人一头，同时原则问题上就如同最后一道防线一般死也不会让步；其二也是无奈，新中国百废待兴，各个行业都急需人才，当时能力突出、思想觉悟高的干部大部分都在军队之中，因此中央只能从高级指挥员之中挑选干部。

虽是突发奇想，可是却也经过深思熟虑

这是新中国外交上的一大特色，不过当时大使的人选却并非毫无章法地乱选，第一任外交部长就是大家敬爱的周总理，早在建国之前他就已经着手外交部的筹备工作了，将军大使的人选也是周总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敲定的。

这11位外交大使虽然没有从事过外交工作，可是并不代表他们对外交没有一点经验，相反他们在革命队伍之中也积累了一点的经验：

比如伍修权大使早年曾经留学苏联，在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之中，他是少有的“留过洋”的将军大使，在红军时期他就被任命为李德的翻译，从红军时代伍修权大使开始就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之中，伍修权大使又负责调度苏联支援延安的军事物资，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和外交工作离不开关系。

在新中国首次参加联合国的大会上，伍大使出色地完成了新中国交给他的任务，向世界揭露了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恶劣行为，向世界表明新中国的抗美援朝是正义的，而伍大使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次亮相。

而袁仲贤大使也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前夕，英国军舰不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劝告执意要在长江之上行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炮给打傻了，之后英国方面不得不派出大使和解放军谈判，而解放军的谈判代表就是袁仲贤。

面对英方代表的咄咄逼人，袁仲贤大使不卑不亢有理有据地阐明了解放军的立场：新中国不承认过去清朝与英国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紫石英号所作所为是咎由自取。

面对一个强硬的新中国，曾经那个高傲的大英帝国也不得不低下了头颅，灰头土脸地回去了，因为二战结束之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此时英国自顾不暇哪有精力插手中国事务呢？

1984年，当最后一位将军大使卸任回国也意味着新中国的这段“将军大使”告别了历史，不得不说一切走来都太难了，但是也正是他们的付出如今中国可以在世界上有更强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