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的心里，“大家”始终在“小家”之前。不过周恩来也常说：“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六亲不认。”在对父亲的孝顺这方面，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情怀是感人至深的。

周恩来的父亲名叫周贻能，1874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周贻能早年曾中过秀才，不过周恩来的祖父去世后，周家家道中落，周贻能不得不靠给人当幕僚、家庭教师、文书来维持生活。

周贻能

周贻能虽然生活清苦，但为人很有主见，对周恩来的教育非常重视。周恩来12岁时，周贻能便让他跟着伯父周贻赓去沈阳的学校读书，周恩来后来投身革命，周贻能也一直表示支持。1931年，周贻能曾来到上海，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恩来做一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不过后来因为斗争形势严峻，父子俩又分别了。

1938年5月，周贻能因浙江绍兴老家被日军占领，专程到汉口投奔周恩来。此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在得知老父要来的消息时，正应邀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的第二次理事会，轮到周恩来讲话时，他说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

我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

周恩来

周恩来说完以后，与会者用经久不息的掌声送他下楼离去。此后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周贻能都和周恩来在一起。

周贻能来到重庆后，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当时他年事已高，只能做些看门、扫院子的工作，他与工作人员相处和睦、亲如家人。

周贻能平时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喝点酒，他在重庆时，每天中午都要喝一点。有一天，周贻能因为心情不舒畅，多喝了几盅，结果回房休息时，脚下踩不稳，只好被人扶着回房间。

正好这一幕被周恩来和邓颖超看见了，周恩来一见父亲喝成这样，便批评他说：“大（淮安方言，爸爸的意思），我们这里人手少，大家都有事，您喝成这样，就得要人照顾您，这多不好！以后还是少喝两杯好！”

周贻能是个明事理的人，他知道确实不该喝这么多酒，便默默地低下了头。邓颖超马上小声对周恩来说：“你就不要再说了，让老人好好休息一会儿。”

周恩来和邓颖超

此时周恩来也觉得自己说得过分了点，因为自己闹革命，使得父亲一生居无定所，到晚年还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今天只是多喝了两杯酒，自己怎么能这么说他呢？周恩来越想越觉得对不起父亲。

正好第二天是星期天，这天中午，周恩来和邓颖超专门一起来陪周贻能吃午饭。周恩来端起酒杯对周贻能说：“大，我们光顾忙，没空陪您老喝酒，昨天我说您不对，小超要我今天来陪您饮几杯，算是我尽孝和赔礼。”

周贻能也连忙举起酒杯说：“恩来，你说得没错，现在哪里是喝闲酒的时候？”

这天父子俩你来我往，喝得十分高兴。

1941年6月底，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炎，住进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动手术。此时周贻能的身体也很不好，在住院的周恩来一直惦记着父亲的身体，他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说：

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望精养。我这里默祷他的康宁。

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

但遗憾的是，7月9日晚上，67岁的周贻能病情突然恶化，高烧不退，第二天便离开了人世。

周贻能

此时一个难题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个噩耗告诉周恩来？周恩来此时刚做完手术，刀口还未痊愈，如果他知道了，肯定会受到刺激，这对他养病不利。董必武说：“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

邓颖超也表示同意：“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

但一向敏锐的周恩来很快发现了异常，两天以后，他问在医院陪护的秘书何树英：“董老怎么两天没露面了？”

何树英支支吾吾地说：“可能是……忙吧！”

周恩来又问：“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何树英仍旧含糊地说：“没听说什么事啊！”

第三天，周恩来的副官吴克坚来到医院看望他，周恩来又劈头问道：“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吴克坚

吴克坚只好说：“没，没什么……”

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

吴克坚没有作声，最后周恩来轻声说：“这就对了，你回去吧！”

7月13日，周恩来坚持出了院，当他回到红岩村时，马上感觉到气氛不对。周恩来走进办公室时，看见邓颖超的手臂上戴着黑纱，他全身不禁颤抖起来，过了好久，他终于问了一句：“怎么，怎么回事？”

邓颖超难过得低下头说：“老爷子……去世了，3天前去世的……”

周恩来听后悲痛欲绝，恸哭不已，邓颖超和几位同志马上上前劝慰他。此时周恩来抬起头，大声责问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你们怎么能这么做？为什么不通知我？他是我父亲！”

周恩来又责备邓颖超：“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也瞒着我？”邓颖超只得流着眼泪认错。

此时董必武解释说：“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是组织上决定的。”周恩来这才作罢，当天晚上，他为父亲彻底守灵。

7月17日，周恩来把父亲病逝的消息电告在延安的毛泽东：

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在天。当于次日安葬。

当天毛泽东给周恩来回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7月18日，周贻能被安葬在重庆沙坪坝小龙坎伏园寺墓地，周恩来头带孝帽，身穿白衣，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列。后来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以及李少石等11位同志也都安葬在此。

1952年2月，周恩来出访了亚非十一国后，回国途中经过重庆。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向周恩来汇报说，拟把小龙坎伏园寺的墓地扩建成一处革命公墓，周恩来当即明确表态说：“两位老人的墓地是我私人墓地，不能称为公墓。如建公墓，我的父亲和岳母应该从墓地移出火化，平坟还耕。”

1958年11月，周恩来委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重庆，并叮嘱他说：“老人的坟是我私坟，不能放在革命公墓。而且现在都提倡死后火化，不占地，坟墓也没有再保留的必要，应平掉深埋，让出这块地。”

童小鹏来到重庆后，将周贻能、杨振德等人的13口棺木挖出火化，然后把骨灰装入罐中，埋进原墓旁的水田中，不留痕迹，只在田头立一块刻有13位逝世者名字的小碑。

周贻能去世后，周恩来一直将他一张不大的相片放在贴身的一个皮夹子里面，照片背面有他亲笔写的4个字：爹爹遗像。直到在晚年生病住院期间，周恩来还经常对侄儿们谈起自己的父亲。

周恩来皮夹子里的父亲遗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