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战时的山东根据地和八路军队伍，很多读者第一个想到的元勋人物是罗荣桓元帅。确实在抗战后期，罗帅是山东的党政军一把手，该根据地拥有正规军27万余人，整体实力比晋察冀还要略强。罗帅充分整合了山东的资源，对人民军队的壮大功不可没。不过在罗帅之前，山东八路军还有一位功勋元老级人物，就是黎玉。

黎玉没有参加过红军长征，全面抗战前主要在北方地区从事组织和政治工作，并被中央委以重任，1936年到山东重建党组织，发展革命队伍。山东能成为抗战时最大的根据地，起点就在黎玉这里，他被誉为山东八路军的“点灯人”。黎玉几乎是从零开始，领导了山东的多场暴动，建立起八路军山东纵队，1938年底连同地方部队发展到4万余人规模。

虽然该部装备简陋缺少正规军事训练，但在条件艰苦的敌后能组织起如此庞大的革命队伍，黎玉同志的能力如何已无需赘言，是非常宝贵的领导人才。要知道当时的八路军115师部队，在山东境内的规模都远不及黎玉所部。山东纵队的司令员为张经武，黎玉担任政治委员。但张经武是延安直接派过来的干部，且任期不长，山纵的建军元勋和代表人物当属黎玉，他才是这支部队的真正创始人。

直到解放战争初期，黎玉在山东的地位都是很高的。1943年罗荣桓同志任山东分局书记，黎玉是副书记，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二人配合得非常好，山东根据地也进入快速发展期。抗战胜利后罗帅被中央派往关键的东北地区，和国民党军争夺战略空间。能力不俗的饶漱石开始负责山东的党政工作，并于1945年12月成为中共华东局书记，黎玉则担任副职。而饶漱石的到来，很大程度上就是黎玉军政生涯的转折点。

饶漱石思路清晰手段强硬，具备很突出的管理能力。但他性格敏感，认为黎玉在山东工作多年，许多同志唯他马首是瞻，大有搞山头主义的倾向。这种判断有失公允，错误估计了内部矛盾。1947年，饶漱石、康生等人围绕黎玉分管的根据地土改工作，指责黎玉、林浩等人犯了地方主义错误，走所谓的“富农路线”，后来对黎玉的批判更是发展到宗派主义的高度，竭力要将其“批臭”。其实黎玉在土改中讲究策略和步骤，他灵活的处理方式贯彻了中央的方针，有效推动工作进程，但这些做法却被一些人拿住了把柄。

黎玉遭到严重批判，被暂停了大量工作，是十分委屈的。山东纵队老部下极多，普遍拥护黎玉希望他直接向延安申诉，讨回公道。这种局面下，黎玉反而苦心告诫他们：对我个人来说，申诉可能会有机会，但结果无非造成地方内斗，损耗的将会是整个山东根据地，我不能拿革命前途冒险。就这样，顾全大局的黎玉同志，违心接受了上级对他的批判打压，这位山东根据地的元勋逐渐被边缘化，后来的职务也一路走低。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变化，1949年三野大军顺利打过长江，黎玉也离开了耕耘十余年的山东根据地。但1952年2月，他在上海仅仅出任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相对于黎玉的工作能力和早期贡献而言，这个职务太低了，甚至多少有点讽刺。除此之外他在“三反”期间又遭到了批判，可谓时运不济。直到80年代黎玉病逝前，他在新中国的最高职务也仅为副部级，与战争年代同级别的八路军干部相去甚远。按照黎玉之前的军队履历，1955年被评为上将军衔会比较合适，但现实情况自然是不允许的，他没有获得评衔机会。

当年在山东打压过黎玉的饶漱石和康生，后来的情况大家都清楚，不过黎玉并未公开评价过这两个人。他一直十分谨慎低调，唯一的愿望是组织能调查清楚当年的所谓“问题”，能在晚年还自己清白。令人欣慰的是，1986年3月中央发布了对黎玉同志完全平反的通知，两个月后黎玉安然离世，享年80岁。后人不该忘记黎玉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山东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