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列国均设置了众多关塞，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记载来看，战国时期有史可征的关塞至少有十余座。

分别为秦之函谷关、临晋关、武关、峣关、旬关、燔夬关，赵扞关，中山之鸿上关，魏之蒲阪关，齐之阳关、博关，楚之鲁阳关、木关、扞关、阳关、弱关。

通过这些关塞的分布，我们得以一窥战国关塞设置的原则与具有的职能。

从位置上来说,由于战国交通的相对不便，列国之关大多位于河流谷地附近，因此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说，这些关往往并非单纯的陆道之关，对水道的防御亦是重点之一。

在这些关塞中，函谷关位于古代重要的陆道殽函古道之上，今地在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六十公里处的黄河与弘农河交界，具有守卫黄河水道的作用。

临晋关与蒲阪关在战国末期合为一关，夹黄河而对，中以浮桥相连。则临晋关不仅为河上雄关，亦是黄河重要渡口。

自栎阳东出，即可至临晋、临晋关渡河，此为关中出河东主要通道。

武关位于今陕西省丹凤县武关镇一带，地处商山南缘，南邻汉江在秦岭南坡最大的一条支流丹江（又名州河），地理位置十分险要。

秦人将武关置于此处，不仅能控御战国以降关中出中原主要通道之一的武关道，也兼有防范楚人自汉江上溯寇边的考量。

则旬关控扼汉、旬水路，具有保卫汉中地区、甚至咸阳的重要作用。放马滩秦简所见之燔夬关位于东柯河、花庙河上游一代的秦岭山地。

所濒临的东柯河、花庙河流域，虽然流量不足，但作为渭河上游的一级支流，位于秦岭地区的东柯河，源出天水市南部，流域地势南高北低。

上游经山地，落差大，水流急，中下游河道渐平缓，河口处渠网密布，西接永川河，东达渭河干流。

渭河虽然航运便利，顺流而下可直达关中地区，但上游不具通航条件，自天水以下才能够通航。

因此，设置于天水一代的燔夬关不仅能够扼守秦岭至上邽县的陆路交通，同时亦能阻止敌军沿水路自天水东达秦都咸阳的可能。

鸿上关按《水经注·滱水》记载：

“滱水又东流历鸿山，世谓是处为鸿头，疑即《晋书地道记》所谓鸿上关者也。”

可知当位于后世倒马关南部滱水（今唐河）的支流鸿上水旁，故名鸿上关。（齐）阳关西临汶水，是汶水渡口之一。

汶水在春秋时期便可通航，夫差伐齐便是利用汶水，《国语·吴语》记载：“夫差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遵汶伐博”。

至于楚国所设置的众多关塞，则多围绕长江设置，木关、扜关、（楚）阳关与弱关均是为控御长江水道而置。

流经鲁阳关的鲁阳关水（今鸦河）一线，则是连接古代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之一，鲁阳关设置于此便能扼守南北往来之水陆要道。

从较大地理范围内的防御形势来看，列国的防御体系也由于关塞布局的差别而存在不同。

楚国之关主要集中于西境的长江水道附近，北部防线则以被称为方城的长城为核心。

与此类似，中山国以鸿上关为核心构建了其西部防线，南部则以长城为最主要防御设施。

齐国的关塞则位于长城之外，与五都中位于边地者共同构成了最外围的防线，齐长城则主要起防御都城临淄及周边区域的功能。

秦国在战国早期为求自保曾在东境修筑了“堑洛”的长城，其后随着疆域的扩张，临晋关与函谷关成为秦东向扩张最重要的两个军事据点。

在南部边疆秦国则并未修筑长城，其最外围的防御体系完全是以武关、扜关等关塞为核心而建构的。

在承担军事防御职能之外，战国之关同样继承了早期之关所具有的收取关税的经济职能。除此以外，在战国领土国家的形成中关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郡县制成立的过程中，关实际上取代了行政化之后的县所原有的部分职能，以军事据点的形态存在于边境上，成为列国，特别是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秦领域的不断扩大，东方六国原本位于本国边境之上的关塞渐次成为秦之内关，正是在这种可以被称作“内关化”的趋势中，秦国之关出现了“邦关”与非“邦关”的区别。

秦简中的“邦”当指秦王畿，即内史所辖京畿之地，因此“邦关”即应指代环绕京畿所设置的关，虽然“邦关”的指代的众多关塞今已不可确知，但从秦之内史的领域来看，至少临晋关、函谷关与武关应属于“邦关”之列。

可见在战国中后期，秦国已经形成了以“邦关”为地理边界的京畿核心区，并且制定了针对“邦关”的特殊政策，禁止珠玉等贵重物品及战略资源出关，以防新征服地区的人民借以反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