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列国均设置了众多关塞,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记载来看,战国时期有史可征的关塞至少有十余座。
分别为秦之函谷关、临晋关、武关、峣关、旬关、燔夬关,赵扞关,中山之鸿上关,魏之蒲阪关,齐之阳关、博关,楚之鲁阳关、木关、扞关、阳关、弱关。
通过这些关塞的分布,我们得以一窥战国关塞设置的原则与具有的职能。
从位置上来说,由于战国交通的相对不便,列国之关大多位于河流谷地附近,因此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说,这些关往往并非单纯的陆道之关,对水道的防御亦是重点之一。
在这些关塞中,函谷关位于古代重要的陆道殽函古道之上,今地在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六十公里处的黄河与弘农河交界,具有守卫黄河水道的作用。
临晋关与蒲阪关在战国末期合为一关,夹黄河而对,中以浮桥相连。则临晋关不仅为河上雄关,亦是黄河重要渡口。
自栎阳东出,即可至临晋、临晋关渡河,此为关中出河东主要通道。
武关位于今陕西省丹凤县武关镇一带,地处商山南缘,南邻汉江在秦岭南坡最大的一条支流丹江(又名州河),地理位置十分险要。
秦人将武关置于此处,不仅能控御战国以降关中出中原主要通道之一的武关道,也兼有防范楚人自汉江上溯寇边的考量。
则旬关控扼汉、旬水路,具有保卫汉中地区、甚至咸阳的重要作用。放马滩秦简所见之燔夬关位于东柯河、花庙河上游一代的秦岭山地。
所濒临的东柯河、花庙河流域,虽然流量不足,但作为渭河上游的一级支流,位于秦岭地区的东柯河,源出天水市南部,流域地势南高北低。
上游经山地,落差大,水流急,中下游河道渐平缓,河口处渠网密布,西接永川河,东达渭河干流。
渭河虽然航运便利,顺流而下可直达关中地区,但上游不具通航条件,自天水以下才能够通航。
因此,设置于天水一代的燔夬关不仅能够扼守秦岭至上邽县的陆路交通,同时亦能阻止敌军沿水路自天水东达秦都咸阳的可能。
鸿上关按《水经注·滱水》记载:
“滱水又东流历鸿山,世谓是处为鸿头,疑即《晋书地道记》所谓鸿上关者也。”
可知当位于后世倒马关南部滱水(今唐河)的支流鸿上水旁,故名鸿上关。(齐)阳关西临汶水,是汶水渡口之一。
汶水在春秋时期便可通航,夫差伐齐便是利用汶水,《国语·吴语》记载:“夫差不贳不忍,被甲带剑,挺铍搢铎,遵汶伐博”。
至于楚国所设置的众多关塞,则多围绕长江设置,木关、扜关、(楚)阳关与弱关均是为控御长江水道而置。
流经鲁阳关的鲁阳关水(今鸦河)一线,则是连接古代中国南北交通的重要孔道之一,鲁阳关设置于此便能扼守南北往来之水陆要道。
从较大地理范围内的防御形势来看,列国的防御体系也由于关塞布局的差别而存在不同。
楚国之关主要集中于西境的长江水道附近,北部防线则以被称为方城的长城为核心。
与此类似,中山国以鸿上关为核心构建了其西部防线,南部则以长城为最主要防御设施。
齐国的关塞则位于长城之外,与五都中位于边地者共同构成了最外围的防线,齐长城则主要起防御都城临淄及周边区域的功能。
秦国在战国早期为求自保曾在东境修筑了“堑洛”的长城,其后随着疆域的扩张,临晋关与函谷关成为秦东向扩张最重要的两个军事据点。
在南部边疆秦国则并未修筑长城,其最外围的防御体系完全是以武关、扜关等关塞为核心而建构的。
在承担军事防御职能之外,战国之关同样继承了早期之关所具有的收取关税的经济职能。除此以外,在战国领土国家的形成中关亦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郡县制成立的过程中,关实际上取代了行政化之后的县所原有的部分职能,以军事据点的形态存在于边境上,成为列国,特别是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秦领域的不断扩大,东方六国原本位于本国边境之上的关塞渐次成为秦之内关,正是在这种可以被称作“内关化”的趋势中,秦国之关出现了“邦关”与非“邦关”的区别。
秦简中的“邦”当指秦王畿,即内史所辖京畿之地,因此“邦关”即应指代环绕京畿所设置的关,虽然“邦关”的指代的众多关塞今已不可确知,但从秦之内史的领域来看,至少临晋关、函谷关与武关应属于“邦关”之列。
可见在战国中后期,秦国已经形成了以“邦关”为地理边界的京畿核心区,并且制定了针对“邦关”的特殊政策,禁止珠玉等贵重物品及战略资源出关,以防新征服地区的人民借以反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