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近代的抗争历史，我们能发现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共产党是在南方起家，最初红军的根据地都是在川湘鄂地区，我党的二十位开国元帅和大将中，只有徐向前是来自北方的山西，剩下的十九人都是南方人。国民党的大本营也在南方，占据着南京、武汉等重镇要地，国民党领导及其麾下的高级将领李宗仁、何应钦等人都出身南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大的原因就是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好，思想观念也比较先进，为开展各种轰轰烈烈的变革行动提供了可利用的土壤。可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规律，共产党也应该和国民党一样，在南方扩展自己的苏区根据地，让星星之火一步步壮大成燎原之势，那红军为什么要在结束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抛下在南方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前往之前完全没有涉足过的北方地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抗击日寇、救东北的劳苦大众于水火之中吗，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去东北，而要在陕西的延安建立作战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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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根基在南方，部队为何北上抗日？多年后才知伟人高瞻远瞩。

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之后，精疲力竭的红军将士们面临着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北上还是南下。

这不仅仅是一个前进方面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未来道路的选择，更是如何让部队从生死存亡的危机局面中转危为安的命运抉择。中央领导权衡利弊之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放弃部队经营多年的南方根据地，前往北部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国难当头，做出这样的举动肯定是值得称赞的，但细细探究背后的故事，观察当时的社会形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红军选择北上抗日，不仅仅是中央领导在做出决定，更是伟人在历史和老百姓的帮助下，给这支人民的军队明确方向。

南方起家

红军的发家之地在南方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南方也是近代社会中各党各派和地方势力萌芽雄起的摇篮。

清朝统治者的闭关锁国让中国这个在古代历史上笑傲世界的东方雄狮陷入沉睡，百姓偏安一隅，不知世事变迁。但你不出去不代表别人不想进来，东方的财物和资源引来了列强大国的偷窥和觊觎，这些衣冠楚楚的强盗用火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用各种各样威逼利诱的手段谋夺中国的领土和财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痛和灾难。不过在西方列强肆意践踏我国土地的同时，复杂多样的思想观念也一并被灌输到中国人的脑海中，这使得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从根本上发生改变，文人墨客在学习西方文化，有识之士在研究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中国一步步从封建王朝中挣脱出来，走进混乱又充满希望的民国时代。

走在整个时代前沿的当属那些最先开放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比如说拥有“十里洋场”的广州。广州是近代中国革命火种的发源地

，这里有繁华的商场歌厅，也有不计其数的渔民劳工，有钱人在享乐，没钱人在求生，天差地别的生活方式让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工人运动蓬勃兴起，抗争的思想也迅速传播开来，全国各地的劳苦大众纷纷揭竿而起，中国近代的改革之路正式开始。

各种派别的爱国团体如春后春笋一般接连出现，影响力最为广大的当然就是国共两党，不过最先取得胜利果实的，还是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

笼罩在百姓头上的阴云被孙先生打散，但中国社会是否就此迈入全新阶段？完全不是，前方的道路依旧漫长，并且布满荆棘和坎坷。孙中山先生是个文明人，文明人受人尊敬，但在乱世中容易吃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盛世施仁政,乱世用重典”的说法，想要真正在混乱的民国时代推行理想的制度，必须有强大的武力做支撑。孙中山先生有大才，但可惜的是，他身边没有始终支持他的武装力量，好不容易取得的胜利果实被窃取，普罗大众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挣扎求生。

孙中山带着自己的战友和支持者回到广州，继续探索有效的救国方法，多次尝试之后他终于明白，想要真正让国家有所改变，自己必须寻找盟友，寻找真正为国家和百姓着想的先进团体，一起合作实现理想。

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之下，还在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走进他的视野，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也逐渐促成，这就是北伐战争。

后期的孙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武力和军队才是在乱世中立足的根本基础，因此耗费心血创办黄埔军校，为国家培养专业的军事人才。黄埔军校是一所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国共合营单位”，不同派别的思想在校园中相互激荡，国共两党的部队将领既并肩作战，又相互竞争。黄埔军校的师生积极投身到北伐战争中，向割据北方的地方军阀发起主动进攻，也让两党的名号在推进过程中变得更加响亮。

北伐后期，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控制权落到老蒋的手中，他成为新一代的国民党领导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新鲜出炉的国民党领导也不例外，他向地方军阀伸出橄榄枝，将桂系、川军、直系以及奉系等军阀队伍拉到自己的战线上，扩充己方的实力。身边的人多了，国民党领导的胃口也大了，将目标对准了自己昔日的盟友——共产党。我党和地方军阀不同，坚持的理念也和国民党领导背道而驰，道不同不相为谋，对方打算对我军实施围剿，好实现自己“统一祖国”的雄图伟业。其实从国民党领导的这番举动中也可以看出，在他眼里最重要的只有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没有丝毫为百姓谋福利的想法。

此后国民党领导开始对我军下手，大肆搜查逮捕我党的领导干部和地下情报人员，致使我军的生存空间一再缩小，中央领导审时度势之后，提出全新的发展方向：走到人民百姓的身边去，建立敌后根据地，以人民战争来对抗敌军。

长达十年的国共对峙时期就此拉开帷幕，而这个时期的共产党依旧还是坚持在南方进行活动

，一是因为南方地区的环境适合开展这样的斗争行动，当地老百姓深受阶级矛盾的伤害，自身就有斗争意识，共产党在这里经营多年，群众基础好。另一点就是南方武装势力盘根错节，一个地方上可能同时有好几支部队存在，大家可以同时管理这片地方，也可以因为不想产生冲突就都不管这片地方，这也使得南方出现了很多“三不管”地区，这些地方就被我党利用起来，创立了湘鄂赣根据地、中央苏区根据地以及闽西根据地等等。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说北方也有农村，为什么红军不在这个时候去北方建立根据地？事实上，当时南北方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南方军阀势力繁多且杂乱，地方割据严重，相当不统一，但北方却已经形成了按地区划分的稳定局面

，比如说东三省和内蒙地区被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一手掌握，张作霖出身农家，自己也经受过被地主老财剥削的苦痛，也尝过家里没粮、手里没钱的心酸，因此主张发展经济，注重民生，在东北老百姓中口碑相当好，地区也被打造成一片铁桶，没有适合我党扎根发展的土壤。黄河以北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如此，西北大漠有马家军，山西有“土皇帝”阎锡山的晋绥军，陕西有陕军，红军当时实力不强，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这些叱咤一方的地方势力叫板。并且这些地方军阀大部分都已经和国民党领导达成合作，搭上了对方的大船，站在了我党的对立面上。

外敌来袭

那矛盾的地方就来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国家的首都在北京，抗日战争的战场是沿着东北地区的铁路线深入到内地深处，解放战争也是从北向南打，可见后期共产党的部队作战中心都是在北方，不是在其起家壮大的南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之所以会造成这样出人意料的局面，正是因为

红军在长征结束之后选择了北上抗日，将部队百分之九十的有生力量都转移到了黄河以北地区。

近代中国遭受过诸多列强大国的侵略，这些野心家有的在中华大地上四处烧杀抢掠，有的看中我国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建立租界掠夺财富，但唯有一个国家对于眼前所得十分不满，觉得这样的侵占方式效率太低，觉得不如玩一把大的，举全国之力发动侵华战争，将中国纳入自己的口袋，进一步积攒力量去争夺世界霸权，

这个国家就是疆域面积不大、作战目标却大得离谱的日本。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攻打我国的东北地区，但张学良和他麾下的东北军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者，选择了一条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道路：不抵抗，撤回关内。这个决定到底是国民党领导下达的，还是张学良自己决定的，今时今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东三省至此之后沦于敌手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国民党领导那会儿还没有把日本侵略者作为自己首要的作战目标，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因此并没有派出军队去打击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这也使得日军建立起了一个中国军队软弱可欺的心理认知，在中华大地上肆意践踏，向千千万万无辜的底层百姓挥起屠刀。

我军领导对于日军的残暴行径和国民党领导的不作为深感痛心，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发表宣言，表示中华儿女应该以驱逐外辱为首要职责

，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还派遣了大家的耳熟能详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前去东北，和东北的地方武装队伍联合在一起，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和日军展开游击作战。之后日军在东北扶持建立伪满洲国，意图通过这种方式软化东北民众的抗日决心，但东北的老百姓不是好糊弄的，我军的领导也早就看破了他们外在面目下的狼子野心，迅速发表《对日战争宣言》，揭露事实真相。其实中央领导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北上抗日的打算了，但无奈自己的部队还深陷在国民党大军的围追阻截中无法脱身，因此打算找一个盟友，只要对方满足三个条件，两方人马就可以签订协议，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三个条件是什么？第一条是要求对方有自己的武装势力，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第二条是对方不能对红军的根据地出手；第三条就是队伍不能损害基层民众的利益。这个决定提出的时候是1933年1月，但可惜的是，当时并没有其他的武装势力响应我党。

这时候国民党领导依旧没有重视已经在东北建立大量占领区的日本侵略者，他

偏安于江南一隅，继续施行自己打击红军的作战计划，对我军展开第三次围剿。

他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军队中一些爱国志士的不满，粤军十九路军率先有所行动，站出来和我方；领导签订协议，讨论如何对抗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者。他们在福建起义，可惜因为孤立无援，很快就被国民党领导派出的军队打败。

国民党领导加大了对红军的围剿力度，我军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走上长征之路。长征的艰难险阻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清楚，红军将士们在中央领导的指挥带领下辗转于湘鄂赣、川黔滇等各个南方根据地，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包围圈的同时，也在面临着北上还是南下的重要选择。

北上抗日

经过一年的艰苦行军，红军的长征路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1935年5月，部队在中央领导的指挥下渡过金沙江，在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川黔滇地区开辟出一条生路，突破了敌军的包围封锁线。大部队在原地进行休整时，中央领导在报纸上看到了

红军第二十五军和陕北根据地的游击部队成功汇合

的消息，心中立刻有了决断。部队在两河口举行会谈，在这里做出了影响整个中国军队前途命运的重要决定：

放弃之前在南方的根据地，在川陕甘地区重新开始，北上抗日。

值得一提的是，

中央领导在做出北上抗日的决定之后，还是留下来一部分红军部队在南方地区开展游击作战

，这部分兵力听从陈毅和项英的指挥，他们最主要的作战任务就是保卫部队先前的胜利果实，联合根据地的群众开展游击作战。这样做既是为了吸引敌军的注意力，掩护主力部队北上转移，也是想着继续坚持，寻找合适的时机，和野战部队以及当地的武装势力打配合，收复那些被国民党占去的城镇和村庄。这部分兵力组成南方游击队，在西南地区和国民党军队打得不可开交，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红军在南方地区的群众基础。但既然南方游击队作战行动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战果，中央领导为什么不按照这种形势坚持下去，反而要前去北方建立新的川陕甘根据地？难道是因为南方距离东北的日本侵略者太过于遥远，不好开展抗日行动吗？

当然，抗日肯定是红军选择北上的最重要因素，但这其中也夹杂着更多的深层次原因。虽然广州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南方地区经济发达，阶级矛盾突出，这里的工人和农民接二连三地开展抗争活动，营造出了一种充满生机的社会环境，但中央领导也在部队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苏联的变革从城市开始，从工人阶级开始，但

中国的未来在农民的身上，农民的比例占到中国当时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想要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必须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

，这也是中央领导提出建立敌后根据地、和基层群众建立深厚情谊的原因，只有了解农民的需求，部队才有正确的发展方向。

而

中国的农民在哪里，大部分都在北方。

北方多土地，南方多水泊，北方人重视农业生产，思想相对传统淳朴，南方人重视发展工业，思维活跃。两方的地理差别造就出不同的思维特征，但北方人的传统并不会阻碍我军在这里的发展，相反，土地是北方人生存的基础，但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直受到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辛苦耕耘一整年，最后分配到手中的粮食却少之又少，付出和所得完全不成正比，阶级矛盾一样深重，我军的红色方针正好可以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可以让他们翻身做国家的主人，因此我党能够得到北方民众的支持。而且国民党军队也没有在北方进行过深层次的建设，这里的地方武装势力不像南方军阀一样被国民党领导长期熏陶，敌方的影响力并不大。

而且日本侵略者进犯中国是以东三省为突破口的，日军顺着东北的铁路线向华北地区乃至中原大地的深处挺进，北方的民众距离前线战场最近，甚至有不少地方已经被日本占据，直面家园被外敌入侵之后的惨状，

北方民众对于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有更深刻的认知，想要开展抗日活动保家卫国的念头也更加热烈

，这是还在执着于内战的国民党领导和其麾下士兵不能理解的爱国热情。

还有一点就是，虽然之前红军的根据地都是在南方，也建立起了一番基业，但通过长征也反映出一个南方根据地存在的问题，那就是

这些根据地实际上并不是在“敌后”，而是就在国民党军队势力范围的周边地带。

中央苏区位于赣南、闽西等地，从地理位置上看是一块实实在在的凹陷盆地，四周就是国民党军队的驻扎地，国民党军队每次展开围剿，都是从四面八方向中间的中央苏区展开进攻，红军被围困在一个地方，战略和战术的运用都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最擅长的游击作战方式根本无法施展。现在转移到北方，地形地势适合不说，周围有没有国民党的大军驻扎，作战条件更加有利。

综合考虑到各方面因素，中央领导才做出这个北上抗日，在陕北地区设立作战指挥部，开辟川陕甘根据地的重要决定，这里距离苏联的共产国际并不远，必要时可以前去寻求援助。距离东北的抗日前线也不远，部队可以更加快速地前往作战地点。至于为什么不是直接到东北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是因为当时东北已经彻底被日军掌握，不适合大批量的部队直接前往，而且红军将士们刚刚结束长征，也需要先进行一番休养生息，才能继续到前线上奋勇杀敌。后续的发展也确实不出中央领导所料，

红军在北方根据地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饱守日军摧残的东北、华北地区民众也纷纷加入到我党的队伍中，使我军的有生力量充分得到补充，也为后续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