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军长，不好了，特务营的两位营长和一名参谋失踪了！”

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满脸慌张地冲进来报告。

叶挺正在桌前处理公文，听后猛地站了起来，怒声命令：“赶紧派人追，抓回来！如果他们拒捕，就地枪决！”

这一幕发生在1938年7月31日，新四军驻地云岭（安徽省宣城市泾县西南25公里）。

那么，这三名干部为何离开新四军？他们的结局如何呢？

让我们从1938年7月30日说起，探寻这背后的原因。

这天傍晚，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云岭镇的一家简陋酒馆内，三名年轻的干部围坐在桌旁，一边喝酒一边交谈。

他们分别是：新四军军部特务营营长叶道志，特务营参谋徐长胜以及补充营营长陈五和。

三人都是来自湖北的年轻人，年龄都不满30岁，彼此间是老乡又是战友。

他们曾经历过长征，参与过反围剿战斗，身经百战，是名副其实的“老红军”。

最初，三人都默默无言，只是低头喝酒。然而，随着酒精的刺激，气氛逐渐变得紧张。

徐长胜突然将杯子重重摔在地上，怒声道：“我们受够了这窝囊气！”

陈五和连忙伸手制止：“小声点，四周有人，别让人听见了。”

叶道志则冷静地看着两人，说：“五和，让他说。”

徐长胜喝得有些多，气喘吁吁地说：“我不怕丢脑袋，憋死了也不行，我就要说，忍不了了！”

叶道志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喝着酒。

陈五和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确认没有人后，低声说道：“我们被调到南方，职务降低不说，还不得好死，整天受批评。”

徐长胜越说越气愤：“这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我们走吧，哪怕不回来！”

酒精作用下，三人头脑逐渐昏沉，最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带枪逃离新四军。

那么，他们为何做出这一决定？他们的出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整编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八路军与新四军进行了整编。

与北方的强大红军相比，南方的游击武装实力较弱，人员装备相对匮乏，面对生死存亡的局面，常常给人“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的印象。

在这种艰难环境下，很多干部未接受过正规训练，整体素质也不高。

因此，延安决定派遣一批有经验的干部（多数来自红四方面军）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借此提高战斗力，适应新的战斗形势和任务。

叶道志、徐长胜和陈五和便是这些从延安调来的人。

然而，他们到新四军后，发现自己遭遇了职务的下降。

以叶道志为例，他在红31军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曾在多场重要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到了新四军后，职务却降至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

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令他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波动。

其他调来的干部也大多面临类似的降职，比如王必成、陶勇等人。

这些干部心中产生的怨气，不仅源自职务的降低，还因为他们离开了多年的战友，进入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面临重新适应的困扰。

而且，许多人心中认为八路军代表着正规军，新四军不过是一个游击队组成的部队，前途不明。

尽管有着如此多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水土不服”的问题。

叶道志与新四军的福建籍干部之间的方言隔阂，令他在沟通工作时屡屡受阻。

他用尽心力，却发现效果甚微，这令他十分沮丧。

最终，叶道志因不满职务的调整与生活环境，产生了消极情绪。

在一次整训中，他受到处分，职务再次降级，最终被调到特务营担任营长。

在这种沮丧的心境下，他与战友们相约喝酒，借酒消愁，逐渐酿成了后来的事。

当天夜里，三人终于做出了决定——带枪离开新四军，去延安继续为革命奋斗。

他们的行动最终引发了叶挺的震怒，后果也让所有人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