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灾害救治对前朝做法的延续 此时期对灾害的救治，首先是延续前朝的一般做法。

主要表现在施粮赈饥、兴修水利、养恤之法、 祭拜驱蝗与焚瘗灭蝗、恢复生产、政治弭灾、祈祷与禳灾七个方面。

施粮赈饥和兴修水利

民以食为天，五代十国诸政权在这方面的主要措施是开仓赈民、减价粜粟。此时期诸政权多有在灾后开仓施粮赈救饥民之举，包括地方官员开仓赈民救灾和朝廷遣使赈灾两种。

前者最为普遍，后者体现了朝廷对地方灾害的重视。五代十国诸政权中，后梁、后周、后蜀、吴越曾因水、旱灾害等开仓赈民。

五代十国诸政权重视兴修水利工程，以防水抗 旱。此时期，至少采取七种方法兴修水利，以筑补堤防、引水溉田为主。

其次是设立斗门、开道改道、浚渠疏道，还有开河分流、筑捍海塘。

首先，五代时，黄河多次决堤，河水溢，除了发丁塞堤主要采取筑补堤防的措施，包括修筑堤防、修补堤防和巡护堤防三种类型。

修筑堤防，以后周、后晋为主。

广顺三年六月，郑州夫1500人修原武河堤，宿州言遣虎犍厢主何徽率 兵往灵河修堤。八月，河阴新堤坏 300 步，周太祖 遣中使于替往，相度修治。

显德元年十一月，周世宗诏宰臣李谷监筑河堤，役丁夫6万人，30 日而罢。

后晋天福六年九月，滑州河决，河水东流。次年三月，命宋州节度使安彦威督诸道军民自豕韦之北，筑堰数十里。

因水灾频发，五代多次修筑堤堰，但因政权频 繁更迭，防治水灾的效果大多一般。相对来讲，后 晋与后周对修筑堤防很重视，效果也较好。

后晋宋州节度使安彦威出己钱募民治堤、后汉磁州刺史慕容彦超出俸钱给修渠百姓食，难能可贵。

养恤之法

养恤是救济灾荒的一项慈善福利事业，五代诸政权的养恤之方，包括施粥救饥、赐灾民粮物、埋瘗死者、为饥民赎子等方面，为灾民多方提供支持。

以助其恢复生活。南唐和后周有煮粥赈饥之举。南唐自保大十一年六月至保大十二年三月，大饥疫，

“民大饥，疫死大半”，元宗李璟命州县鬻粥食饿者。不幸的是，“饥民食者皆死，城内外傍水际，积尸臭不堪行”。疫死百姓超过一半，透露出饥疫的严重程度。

煮粥施赈可以提高饥疫者的抵抗力，而施赈效果差，可能是旱灾之后又发生饥荒，受灾时间长，百姓长期饥饿，肠胃不堪负担所致。

显德四年三月，寿州饥，周世宗遣使开仓赈济，并命供奉官田处嵓、梁希进等于城内煮粥。后梁、后汉曾因旱灾掩瘗 暴 骸。开平元年冬少雪，至次年二月，久无时雨，虑有灾疾。

梁太祖命庶官“遍祀于群望，掩瘗暴露，令近镇案古法以禳祈”，旬日雨。乾祐元年自春不雨，四月朔，汉高祖敕青州收瘗用兵讨杨光远时骸骨。

这种做法继承自前代，主要是为了避免疾疫流行。另外，吴越国曾为饥民赎子。广顺三年，吴越国境内大旱，边民有鬻男女者，国王钱俶命出粟帛赎之，归其父母。

祭拜、焚瘗除蝗

五代十国时期对于蝗虫的防治措施主要有三: 驱蝗、灭蝗和食蝗。

这三类方法均延续自唐代，又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此时期继承前代的除蝗方法是祭拜驱蝗和焚瘗灭蝗。祭拜驱蝗属于传统方法，后晋、后汉、吴越均有实施。

灭蝗之法中的焚瘗之法继承自前代，唐玄宗开元初姚崇灭蝗是最典型的焚瘗灭蝗之 其方 法是先捕蝗，之后埋瘗。

至晚西汉时就有捕蝗记载，唐代亦较多实施，五代十国时期捕蝗次数和数量明显较多。

恢复生产

五代十国诸政权灾后恢复生产的主要举措，从广义上来讲亦属于对百姓的灾后救济，主要包括蠲免赋税和赈贷麦种。

蠲免赋税以后唐、后晋、南唐为常见，多因水旱减免，亦有因虫灾者。

唐明宗天成二年十月、长兴三年十月，分别因岐、华、登、莱四州夏旱和襄州汉江暴溢损庐舍田稼并尽，下诏蠲减四州税租、蠲免襄州麦税及秋税。

清泰二年七月，以旱故，唐末帝诏魏府于税率内蠲减。

天福二年四月，晋高祖委所司差人检覆郑州荥阳县旱损桑麦处，量与蠲免租税。五月，以微旱，诏洛京、魏府管内所征今年夏苗税麦等，放五分之一。

天福三年八月，定州奏，境内旱，民多流散。晋高祖诏该州所差军前夫役逃户夏秋税并放。

后又诏河府、同州、绛州等三处灾旱，并放逃移人户所欠累年残税、今年夏税差科、麦苗子沿征诸色钱物。

天福七年七月，州郡十七蝗，晋出帝下制除放虫蝗州租税。南唐保大四年九月，淮南虫食稼，元宗李璟除民田税。

赈贷麦种主要见于后唐。长兴三年七月，秦、凤、兖、宋、亳、颍、邓大水，漂邑屋，损苗稼。经枢密使范延光、赵延寿上奏，唐明宗诏诸州府遭水人户各支借麦种及等第赈贷。

政治弭灾

五代时期的政治弭灾行为，包括理囚、大赦及下诏直言。疏理囚徒包括宽刑狱、理冤狱、察滞狱。

五代常因水、旱灾害而虑囚。开平二年六月，以亢阳虑时政之阙，梁太祖诏决遣囚徒。天成元年八月、长兴三年七月，唐明宗以久雨不晴，敕天下州府疏理见囚徒，无令冤滞。

应顺元年九月，以霖霪甚，唐闵帝诏都下诸狱委御史台宪录问，诸州县差判官令录亲自录问，画时疏理。

开运三年二月，晋出帝敕以久愆时雨，恐有滞淹，令诸道州府据罪半月内断遣见禁之人 。相比疏理囚徒，五代时期多进行更简单易行的 大赦，后唐、后晋、后蜀均有此举。这或许与诸政权

短促，面临国内外问题较多，没有更多精力进行有效救灾有关。同光元年正月至四月不雨，人心忧恐，唐庄宗大赦囚徒。

长兴二年四月，以旱赦流罪以下囚，唐明宗敕委诸州府长吏亲问刑狱，省察冤滥，除死罪外，现禁囚徒并放。长兴三年六月，敕霖雨积旬，

疏理释放京城(洛阳) 诸司系囚。天福八年五月，晋出帝以旱、蝗大赦，敕三京、 邺都、诸道州府现禁囚人，除十恶行劫诸杀人者及

伪行印信、合造毒药、官与犯赃外，罪者减一等，余并放。后蜀广政十五年六月，大水入京城成都，漂没千余家，城内溺死者众，孟昶进行大赦。

诏百僚上封事，主要见于后唐。同光三年发生严重水灾和地震，“流民殍死者数万人”，京师乏食尤甚，军士有“鬻子去妻”者。

秋，唐庄宗以朱书御札诏百僚上封事，陈经国之要。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豆卢革等“依阿狥旨”，群臣献议均“不中时病”。

中官李绍宏奏曰: “俟魏王旋军之后，若兵额渐多，馈挽难给，请且幸汴州，以便漕挽。”可见当时亦没有经济实力异地就食。

天成三年三月，唐明宗以久雨，诏文武百辟极言时政得失。长兴三年三月，春雨稍频，经翰林参谋赵延文建议，唐明宗“宽 刑狱”。南唐亦有。

南唐烈祖李昇在位时期，某年都城百里之地亢旱，烈祖因申渐高“雨怕抽税，不敢入城”的委婉提醒，蠲除市征之令。

五代十国灾害救治的发展

1．国与国之间的救灾较多

五代十国的一些政权目光深远，对邻国灾民伸以援手，这既是仁政爱民的体现，也有助于扩大其国的影响。

此时期国际灾害救援包括: 后周对契丹、南唐、吴越的救济，南唐对吴越的救济，后汉对契丹的救济。

后周参与国际救灾最多，达三次，彰显了后周的实力; 其次是南唐，先后两次救济邻邦吴越国。

一是南唐、后周对吴越灾害伸出援手。南唐对吴越境内前来就食的饥民予以赈恤，并遣使赈济吴越国火灾。升元五年八月，吴越水民就食南唐境内，烈祖李昇遣使赈恤安集。

次年，吴越国火，焚其宫室、府库，甲兵皆尽，司徒宋齐邱等请乘其敝攻吴越。李昇曰: “救灾睦邻，治古之道。”特命行人吊问，厚遗之金粟缯绮，盖车相望于道。

李昇此举当然不仅出于与吴越睦邻友好的考虑，而是基于天下乱久、“常厌用兵”，想要“纂国”，即吞并吴越。后周曾对吴越火灾表示慰问。

显德五年四月，吴越王钱俶奏，十日夜，杭州火，焚烧府署殆尽。周世宗命中使赍诏抚问，除了外交示好，很可能也有物质上的救援。二是后汉、后周对契丹境内灾民的收容赈给。

汉隐帝乾祐元年七月，沧州上言，自今年七月后，因北土饥，幽州界投来人口5147人。

2．蝗灾救治措施的新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对于蝗灾的救治措施主要有三:：驱蝗、灭蝗和食蝗，均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发展。驱蝗之法包括祭拜驱蝗和张幡鸣鼓驱蝗。传统的祭

拜驱蝗，后晋、后汉、吴越等均有实施，其法并无新意。可堪注意者，唐代的祭拜蝗虫似乎更多是民间行为，如开元初多是畏蝗如神的百姓在田间地头，“烧香礼拜，设祭祈恩”。

相比唐朝而言，五代时期则增加了官方化色彩，官方加入致祭驱蝗的行列，而非纯粹的个人行为。张幡、鸣鼓驱蝗见于后唐时期。

唐末帝清泰三年，天下飞蝗为害，宋州节度使赵在礼“使比户张幡帜，鸣鼙鼓蝗皆越境而去”。

这是蝗灾救治措施在五代的新发展。作为一种新的驱蝗方法，张幡、鸣鼓驱蝗的效果远胜祭拜驱蝗，时人均佩，但这种驱蝗方式只是让蝗虫由此处飞至彼处而已。

灭蝗之法包括焚瘗灭蝗、生物灭蝗和食蝗，但在此时期均有或多或少的创新。唐玄宗在位时期，出现了不自觉地利用天敌消灭蝗虫和其他害虫的记载。

五代时期的生物灭蝗则进一步发展，除无意识地利用野禽食虫蝗，还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生物灭蝗。后汉曾有意识地禁捕鸲鹆，以之灭蝗。

五代十国时期的祭拜驱除蝗虫增加了官方化色彩，还出现了张幡鸣鼓驱蝗。同时，五代虽然存在致祭蝗虫的举动，但寻即以鸟灭蝗。

而且，相比于唐代无意识地用生物灭蝗，五代时期则更多为有意识灭蝗。此时期对于捕蝗，上下达成 一致，没有再出现争议，甚至吴国还出现了僧人大规模食蝗之举。

此时期在唐代灭蝗基础上发展进步了，从而验证了五代是在混乱中调整着社会秩序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