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890年在哈雷代表大会上，“青年派”的领袖表示放弃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并服从党的决议和纪律。事实上，“青年派”并未实行自己的诺言。福尔马尔认为，政府废除“非常法令”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

在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青年派”拒绝服从党的决议并示威性地退出党代表大会，最终和党分裂。其中一部分人完全滚到无政府主义方面去了。与此同时，另一种机会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也非常嚣张，并日益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以福尔马尔、奥艾尔等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适应统治阶级迂回策略的目的，大力宣扬统治阶级“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

福尔马尔认为，政府废除“非常法令”是“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现，因此社会主义者就应当“用友好的手欢迎善意”。他宣扬说，容克资产阶级政府能够按着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事，社会主义者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员席位，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他断言未来的社会将是“始终不渝地和平发展”的结果。这实际上是把正当的合法斗争、议会斗争，变成合法主义、议会主义。这种观点和“左”倾机会主义同样是葬送革命事业。

然而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在德国党内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回击和批判，反而得到党内一部分领导人如考茨基、伯恩施坦的支持。甚至党的公认的领袖威。李卜克内西，这时也常常大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把坚持革命策略的人一律斥之为“无政府主义者”。结果，机会主义的气焰更加嚣张。这表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顽症，远比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更为艰苦和复杂。

1890年10月，德国党在哈雷召开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德国党的名称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恩格斯的督促下，经过威。李下克内西的提议，大会决定另拟新的纲领以代替旧的《哥达纲领》。德国党的纲领对整个第二国际各国党都起着示范的作用，它将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方向和发展前途。德国党的新纲领就会遭到歪曲，被马克思驳得体无完肤的拉萨尔主义就会复活。因此，恩格斯连续采取了三项有力的措施，对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斗争。

恩格斯于1891年1月，不顾德国党的领袖们的阻挠和反对，迫使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曾被埋没了15年之久的马克思的《达纲领批判》一文。正如恩格斯所说：“我的责任就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引起了机会主义者的愤怒和不满。有些德国党的领袖甚至公开声明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出自威·李卜克内西手笔的文章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

党的议会代表格里林伯格在议会讲坛上公开声明：“社会民主党并不同意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鉴于党的领袖们顽固地坚持机会主义的立场，恩格斯在1891年3月趁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机会，为此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着重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经验，深刻地批判了迷信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机会主义观念。列宁认为，恩格斯的这篇《导言》“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他指出，最近50年来在巴黎发生的每次革命中工人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想巩固自己争得的统治，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还必须炸毁旧国家政权并以真正民主的新国家政权代替它。恩格斯的这句至理名言，对于第二国际“议会迷”来说是一个最有力的打击。

哈雷党代表大会以后，由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起草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这一草案虽然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拉萨尔主义的残渣已基本上肃清，但仍然带有一些根本性的错误。新的纲领草案表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中所提出的警告并没有为德国党的领袖们所接受。为彻底打破德国党内机会主义幻想，并使党的纲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恩格斯在1891年6月间又写了著名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即《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一文。

按恩格斯说法，此文是为了迎头痛击“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批评了该草案导言中的错误。草案的这一部分是企图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活动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以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是从理论上阐明社会民主党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认识和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部分应看作是党的最高纲领。

但在阐述这些问题时，草案中有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为此，恩格斯提出了二十余条批评意见，对草案导言逐字逐句地进行纠正和补充。第二、第三部分批评了草案中的政治、经济实践纲领。第二部分即政治部分是恩格斯批评的重点。在对政治要求部分的批评中，恩格斯阐述了三个问题：关于共和国问题；民族问题和国家结构的联系；地方自治问题。1871年统一以后的德国，是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专制国家。皇帝拥有内政、外交和军事等绝对权力。帝国议会只不过是专制制度的遮羞物。

德意志帝国宪法和1850年的宪法一样是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应该成为德国党首位的迫切要求。然而德国党由于害怕刚刚废除了的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令”的恢复，竟不敢提出这一点。因此恩格斯说：“这里没有说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德国党的庸人们根本不懂得建立民主共和国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对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据他们看来，似乎在君主专制存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幻想。

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中以及当时他的许多信件中曾反复阐述了在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性。如果说德国党的领袖们不敢提出共和国的要求，是企图讨好容克地主资产阶级；那么他们异想天开地提出在连“共和主义的”纲领都不许可的德国条件下，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则纯粹是欺人之谈了。恩格斯异常清楚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暴力手段的思想。

纲领草案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回避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这一根本要求。这表明德国党的领袖们只是贪图一时成功，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恩格斯把这种思想直截了当地称之为机会主义。恩格斯还进一步探讨了共和国的组织形式问题。恩格斯根据英国、美国、瑞士以及德国的状况，分析了联邦制与集中制国家的利弊，指出，对于德国来说，唯一正确的口号是“统一的共和国”，德国党必须为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斗争。

结语

德国党的庸人们根本不懂得建立民主共和国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对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据他们看来，似乎在君主专制存在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恩格斯在谈到统一、集中的共和国时，始终认为集中制必须和地方上广泛的自治相结合，也就是说，必须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就象1792年到1798年的法国所做的那样。只有广泛的地方自治才可以消除任何“官僚主义”和任何“命令主义”。恩格斯对于草案中政治纲领的批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