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粟裕1958年挨批和直至逝世后一直不能平反，出现了各种说法和解读。形成的主流声音是：挨批主要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不能平反主要是时任总政某主任的掣肘。帅克以为，这样研究重要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未免有些浅表化，故再作一简要分析。由于该问题较敏感，故具体分析不再展开，只谈一些结论性的观点。

第一个问题，粟裕挨批不只得罪两个半元帅这么简单，失去伟人信任才是关键因素。

根据《彭德怀全传》记载：早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决定军委扩大会整风，应批评粟裕的错误”。由此可以得出，1958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批粟，不是临时之举，而早就是动议好了的事，是题中之义。而能在成都会议上便决定批总参谋长粟裕这样的军内重要人物，只有主席可以下这个决心做这个决定。这可变相说明，至少在成都会议以前，粟裕已经失去了主席对他的信任。

1958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之前，粟裕曾主动提出“与毛主席谈谈工作意见”。但主席并没有答应见粟裕，反而让粟裕的老领导陈毅先是了解一下情况。陈毅在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了解有关情况后，专门找粟裕谈了话。一个总参谋长想面见主席谈点情况，主席却予以拒绝，并让陈毅代他谈话，这一举动足以说明主席“已对粟裕失去了信任”。要知道，前几年粟裕刚调到北京任副总参谋长时，主席曾要求他“每半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而如今连见面都予以拒绝。反差何其大也！

同样，在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的前一天，即5月26日，由邓公在中南海居仁堂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元帅会，主题就是“批判粟裕”。这个极高级别的小型会，到位有十大元帅中的七位，另外还有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总政领导谭政、肖华。这次会议，用《粟裕年谱》上的话说就是“为军委扩大会批粟定了调子”。要知道，邓公时任中央总书记，他组织召开这样的元帅会，肯定是主席有明确指示要求才能召开的。这进一步又佐证了粟裕已经彻底失去了主席对他的信任。

综上，粟裕挨批，“得罪两个半元帅”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是在粟裕已经失去主席信任的大前提下，早就有所酝酿，并在最高决策层早就予以定调。否则，仅凭“得罪两个半元帅”，无论如何也不会使一个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的最高军事幕僚长，遭受如此重批的。

第二个问题，粟裕不能平反或许有总政主任推动不积极原因，但这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粟裕挨批原因比较复杂，平反同样也很曲折复杂。通过《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及有关的材料，大致的情况和主流的看法是：粟裕是于1979年10月第一次向中央正式提出平反申诉报告的。积极推动对粟平反的是叶剑英元帅、军委杨尚昆副主席、国防部长张爱萍、总政主任余秋里、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等领导。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默认同意。

对粟平反不积极的是时任总政主任XXX和副主任XXX。因为粟曾为自己平反之事专门向总政的这位主任两次“询问办理情况，未得到明确答复”。后杨尚昆副主席在提到这位总政主任之时，也曾表示：“他是不会办的。他就是不办这样的事”。于是，这位总政主任也就成了粟裕平反的一个重要的掣肘因素。这一说法被现在的很多网络文章所引用。

帅克以为，粟裕的平反并没有这样的简单。

客观上，粟裕虽在1958年受到错误的批判，但有意思的是会后又不作组织结论。其带来的矛盾结果是：没有组织结论，何来平反一说？像彭德怀平反，那是有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历史决议的，所以才好有相应的正式平反。可没有组织结论，但那次军委扩大会又实实在在地对粟裕进行了猛批，并且会议的简报、很多批判的材料全部留存档案，批判的层级传达到部队的团一级，且有文字的传达提纲，可谓波及面极广影响极深。这一矛盾，使得粟裕的平反较之其他重要历史人物更复杂一些。我们看，最终粟裕的平反方式也是与众不同，是以中央军委两个副主席的名义发的一篇文章的形式予以平反的。

主观上，粟裕的平反难免涉及到复杂的历史上的一些人事关系及背后的错综缘由。在这里择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粟裕给中央上的申诉报告，叶剑英元帅做了重要的指示，并转请8位领导人阅批。结果8位领导人有6位圈阅，有两位没有圈阅。粟裕夫人楚青同志的说法是，这两位大佬“因病未阅”。另一个是有一位军内大佬曾当面同意对粟裕的平反，但后来有人正式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又“表示考虑考虑”......以上这些是不是也可以算得上是对粟裕平反的不积极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