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记者、新闻教育家，被誉为我国新闻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在民族存亡之时，他化身“新闻战士”，深入战地在枪林弹雨中采访，用铿锵文字汇聚抗日救亡力量。

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成为全国最高层次新闻奖。

1938年底到1941年初，他来到桂林这座美丽之城，并在这里经历了人生的重要转折。他积极领导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新闻报道工作，同时通过多种形式，着力培养新型的新闻人才，还积极参与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对桂林文化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范长江 （资料图片）

从热血青年到新闻“翘楚”

范长江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今内江市东兴区）。自幼随祖父读书习字。1922年，进入中学的范长江受到一些宣传革命的进步书刊影响，当时的学生中也建立了“读书会”“警觉会”等进步组织，范长江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1927年初，范长江到重庆，准备投考黄埔军校，因错过时间，未能如愿。后考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在校期间，范长江接触到马列主义，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段时期，范长江多次走上街头进行反帝与反军阀宣传活动，不久之后，他被国民党通缉。为了躲避风头，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后在贺龙的带领下前往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遭遇挫折后，范长江跟随队伍南下，在南下过程中，他与队伍失去了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救国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潮流。当时学校当局却对日军侵略罪行无动于衷。范长江在一次军训点名时，面对广大学员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讲演。他指出，国土沦丧，责任全在国民党当局。他的讲演使在场的同学痛哭失声。次日，全校学生集会，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要求抗日救亡。范长江担任了学生宣传队的领导工作。后来，学生运动被镇压，范长江逃出学校，北上继续探索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2年，范长江到达北平，并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那段时期，他广泛阅读进步书籍，并且时刻关注抗日动态。1933年1月，日寇出兵侵占山海关，范长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辽、吉、黑抗日义勇后援会”的工作，带领同学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后来，他决定把自己手中的如椽大笔当作武器，投身抗日战争当中。他开始给《晨报》《世界日报》等报纸撰写新闻通讯稿，多是报道学校文化教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还聘他担任北大通讯员，撰写有关抗日救亡运动的长篇通讯。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前往大西北采访。他从成都出发，经川西，越祁连山，绕贺兰山，行程4000余里，历时10个月，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游记、通讯，第一次向全国公开介绍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的腐朽和日寇入侵造成的严重危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由这些报道汇集成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成为畅销书，被誉为“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范长江也广为人知，并成为我国新闻领域的“翘楚”。

范长江撰写的著名书籍《中国的西北角》。 （资料图片）

结缘桂林实现重要转折

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后，范长江始终坚持责任与使命，勇于探寻事件真相。1936年，范长江先后赴西安、延安，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长江又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地采访，用细腻的笔触记录所见所闻。1938年3月，他与恽逸群、陈同生等人在武汉创办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后又与胡愈之等人在长沙筹组“国际新闻社”。这两个组织在团结进步青年记者加强前线报道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周恩来曾写信赞扬范长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1938年1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范长江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的同仁们一起撤到桂林。于是，桂林成了他实现理想抱负的重要之地。

1939年是范长江新闻生涯中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经周恩来介绍、党中央批准，范长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仅如此，他在桂林主持和领导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的工作，实现了一名单枪匹马的记者到一个新闻团体的通讯社的指挥员的转变。

在桂林，范长江等人在榕湖北路租了一间房子，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同在一处办公。因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会员都是国际新闻社的骨干，所以两个组织关系密切。在桂林的一年多时间里，在党的领导下，范长江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向国内外广泛发稿，报道中国抗战形势，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桂林成为同国民党反动宣传对垒的坚强阵地。

在范长江安排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组织在桂林的会员、会友深入开展政治和新闻业务的学习，还开办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不定期举办记者交谊会，加强记者之间的联系与团结，不断扩大两个组织的社会影响，并广泛发展会员，壮大队伍。

1939年春，范长江为即将召开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第18次扩大理事会撰写了《新阶段新闻工作与新闻从业人员之团结》的长篇总结，全文分为《新闻与开始新的新闻时代》《报纸新趋势》《新闻从业人员的新地位》《论青年记者学会》等五章。他在报告中阐述了他对新闻工作的一些重要观点，如战争与新闻、政治与新闻的关系，他批判了战前流行的报纸独立、新闻至上主义，论述了战时中国新闻事业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及今后的发展趋势。他还为学会在新阶段的工作制定了宣传纲领，并就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保障、新闻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办法。

他认为，中国的青年记者和记者学会不但能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而且能够加强与国际新闻界的团结。当时的《救亡日报》为此出版专刊，发表了范长江的短文《平凡的成就》，吸引了更多的青年记者申请入会。

1939年“七七”事变两周年前夕，范长江发表了《两年来的新闻事业》，进一步阐发他的新闻观点。同年12月，他又在《广西日报》发表一篇回顾工作的文章，强调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今后工作中应加强自我教育和加强服务。

“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的诞生

1939年9月，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总会迁往重庆后，范长江在桂林的工作重心就转到了国际新闻社的组织领导上。

在桂林，范长江与胡愈之共同拟定了国际新闻社的全面发展规划。明确了国际新闻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新闻事业机构，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道重点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在经济上，采取生产合作社形式，由社员以稿酬做股金入股，筹集经费，不接受任何其他方面的资助，以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范长江和大家一样每月只领取15元生活费，发稿内容以当时人们最关心的国际问题专论和各地通讯为主，发稿办法除向海外华侨报纸供稿外，还向国内各地方报纸供应特稿，多由名家撰写，很受各地报社欢迎。

不仅如此，范长江还负责组织通讯网络，社里的骨干大都是各地报社的记者、编辑，同时，还约请了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金仲华、张志让、羊枣、夏衍、张友渔、千家驹等百余人撰写专论。不久，桂林的国际新闻社与香港的国际新闻社合并，成立了国际新闻社总社，总社在桂林，香港设分社，以桂林为中心，向海内外发稿。总社将国内各地通讯稿寄香港分社转发南洋各报，香港分社又将金仲华等撰写的专论寄桂林总社转发国内各报。当时，国际新闻社总社工作人员最多时不过30人，他们除担负内勤工作外，也经常派出小分队赴前线或敌后采访，并凭借这个庞大的通讯网络，同时向国内外150余家报纸供稿，广泛宣传抗日、民主、团结、进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以外的一个新闻战斗堡垒，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际新闻社总社被迫停止工作，范长江与大部分同事离开桂林，转移到香港继续“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先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等，他孜孜不倦地坚守在自己热爱的新闻战线上。

“要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记者，非有高度的牺牲精神不可。”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一文中这样写道。

196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范长江写下一首纪念鲁迅的诗：“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随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这既是对鲁迅先生的深切怀念，也是范长江自己的人生写照，文字中流露出这位“新闻战士”的坚定信念和豪迈情怀。

如今，漫步于桂林榕湖北路的湖边小道，在路边的绿地里还伫立着醒目的纪念标识，上面写着“抗战时期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几个大字。

转眼80多年过去，依旧是在美丽的榕湖畔，鸟语花香，绿树成荫，市民闲暇踱步，游客驻足赏景，昔日的战火纷飞已被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所取代。一位“新闻战士”在这里奋斗的足迹已经融入这一方秀丽的美景里，也被深深烙入了桂林城的辉煌历史中。

伫立于榕湖北路的“抗战时期国际新闻社桂林总社”纪念标识。 记者张苑 摄

来源: 桂林日报